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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
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
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
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
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
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
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
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
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
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
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
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
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
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
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
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
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
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
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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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
事为己事者”。①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
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
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
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
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
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
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
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
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
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
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
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
②
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 湖南
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
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
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
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
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
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
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
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
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
① 见德巴莱等编：《中国传统资料集》，第757—759 页。关于梁启超的影响的例子，见汪一驹：《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年》，第223—224 页；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自传，见《西行漫记》，第137、
139—140 页；许芥煜：《周恩来》，第12 页。
② 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论新军》，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66 页。
① 引自查尔顿·刘易斯：《湖南的维新与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5 年）第165 页。又见
刘易斯： 《湖南省的思想与制度的变革，1891—1907 年》。参照爱德华·罗兹：《从广东看中国的共和运
动》，第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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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
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
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
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
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
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
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
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
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
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
①
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 除湖南省以
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
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
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
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
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
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
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 （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
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
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
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
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
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
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
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
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
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
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8 页。关于这些团体的活动的概述，见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
第251—256 页。关于这些活动和1905 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动的材料，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
会编： 《革命之倡导与发展》，第1 — 3册。关于学生的刊物，见同上，第2 册第499—763 页。张枬与王
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集 （1901—1904 年）、第2 集（1905－1907 年）。《俄事警
闻》的全宗（75 期，1903 年12 月15 日至1904 年2 月25 日）和《警钟日报》338 期的大部分（1904 年2
月29 日至1905 年1 月30 日），均存台湾国民党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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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
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
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
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
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
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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