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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现在孙中山所拟定并为同盟会全体会员所接受的誓
词中：“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1905年起，由
于数十位作者在发行于全世界的报刊和小册子上的劳动，这副空骨骼架子就
变得有血有肉了。东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则纷纷来自香港、新加坡、巴黎、
旧金山、温哥华、檀香山，以及当清朝控制稍松时的中国国内地方。最重要
的出版物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它在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共
发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为止；1910年又增印了两期。它的
编辑部改组了几次，报纸一直对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开放。特别在1905至1907
年期间，其他报刊也很活跃，虽然《民报》办的时间最长，也吸引着更多知
②
名的革命党人给他写稿，但它从不是运动中唯一的声音。这些报刊彼此之
间也有很多联系，例如相互转载文章，相互宣传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数情
况还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与同盟会政策针锋相对的立场，其
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杂志和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前
者宣传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后者宣传自己的种种无阶级、无
国家的社会的观点以及关于维护女权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一种革命刊物重在
宣传排满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着重介绍外国的思想，有一种则注
意宣传保卫中国边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时，主旨是统一和民族主义。学生们和孙中山都对他们
国家的前途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们用以衡量中国进步的标
准，比起西方和日本来，中国青年为国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难当。现在，1905
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的学生群众集会上告诉学生们说，中国甚至可能
进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国学生看来，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现在亲聆中国革命领
袖说中国可以进步得甚至更快，这使他们象触电似地震动。孙中山告诉他
们，中国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历史遗产，
有无与伦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有日本和美国可资借鉴，有日本朋友和象他
本人那样的一些中国领袖——他们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鉴时知道如何
取舍。据他的观察，日本的现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导的。幸亏有一批留学生
正在获得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国家马上会得到与日本一样
的领导者。只要中国的革命者保持团结，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创建
① 例如，见马丁·伯纳尔： 《1907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第136—138、152—160 页。伯纳尔关
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这一章里的观点。
② 参照伯纳尔对《民报》及其不同阶段的评价（见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 217—223 页）。
关于《民报》的历史，包括它的目录和作者笔名在内，有一本无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华（汤增璧）
的《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载《革命文献》，2 （1953 年）第218—238 页；此文也载于《辛亥革命》，
第2 册第438—459 页。又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第3、4 及第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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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们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机
车那样容易。他们能够应用亨利·乔治的原则使他们的经济现代化。他们能
够摆脱外国的统治而获致完全的主权，其办法是建立一个共和国，以此向外
国人证明中国是强大的、坚定的和进步的。
孙中山所强调的主题——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是很适合学生们的
胃口的。他们接受他，主要是因为他懂得外国人的威胁，不仅知道怎样去消
除它，而且知道怎样把它变成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学生
们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说：“每一件事都能被有决心的人安排好。常人
所不懂者，一定会被 〔这些〕人介绍明白……如果我们能在一种变革中打动
①
人们的心，文明就会立刻来到，不出十年则 ‘独立’必将深入人心。”
孙中山呼吁学生们要起而领导一场救国的十字军运动。这个呼吁是未来
革命领袖们在以后数十年内要一再发出而学生们要不断听取的呼声。在这种
情况下，它使运动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见绌，甚至与其他目的发生了冲
突。例如，同盟会誓词中所说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权这样一些目标，相当于
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即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即民生主义）。三
民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和平权主义与学生们的习惯和感情完全对立，而且也许
是与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出身背道而驰的。虽然他们被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思
想所强烈地吸引着，但他们甚至更强烈地向往民族主义，这或许是因为民族
主义既能唤起爱国主义的新感情，又能唤起团结一致和文化优越感的以往的
意识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二、三项所得到的支持，要
比第一项（民族主义）少得多。诚然，孙中山本人无论怎样喜欢把他的三民
主义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却显然有一
种超人论的色彩；和学生们一样，他之重视人民参政却不如他之重视强有力
的领导。另外，他和学生们一样的是，他把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摆在迅速
改变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目标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对人民权
利、制约与平衡以及联邦制，中国的革命志士并没有漠然置之。但是，他们
之所以珍视民主更多地是由于它似乎能与国家的强大联系起来。最强大的国
家是民主制国家，而且最快地富强起来的国家美国就是个共和制国家。民主
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个强盛中国的手段。社会正义同样也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国人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要终止贫富悬
殊，终止特权的存在，但它也意味着全国的统一。当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可能
危及第一个主义的实现时，第二或第三个主义应该让路，或者放松要求。例
如，有几次“平均地权”被悄悄地收了起来，以便安抚地主集团或其他人等，
①
因为他们的支持这时被认为是“国民革命”之所需。
① 引自希夫林：《孙中山之谜》，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65 页。
① 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即所谓的中部总会 （详见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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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拟定这些观点时一方面着眼于外国的威胁，同样也注视着外国
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
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
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长，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
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有时中国青年在狂热地学习
西方和日本的时候，忽视了把他们的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革命的作者们
更注意土耳其、波兰和葡萄牙的爱国运动，而不大注意广州和上海的爱国运
动。当他们热烈地讨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时候，通常是用外国思想家们的名
词——这些名词更适用于外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例如，他们主要
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来讨论立宪政制。他们写到俄国的革命党
人，写到他们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杀的问题，但很少提及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区
别，以及他们自己和俄国革命人士之间的区别。他们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
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释西方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如英国工党
的前途），而不是讨论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偶然有一位作者探
究对中国来说是极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土地国有化问题、土地政策与税收政
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这类讨论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问题，而不是反映
中国问题。例如，这些问题大部分产生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可取的探讨
中，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它们当作德国的和日本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讨
论的。
中国人不仅仅是羡慕别人的模仿者。他们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许多可资批
判的东西，他们也预见到工业化国家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他们以
令人叹为观止的手法把马克思的话颠倒过来，预言中国社会比工业化国家更
容易建立社会主义，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中阶级分化是太明显了。因此，他们
勾画出一幅比较和平地过渡到适中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图景。有些人——
最著名的是孙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实践的问题，如果中国也要实
现共和政体，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是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
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
样，当他们建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