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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
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
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
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
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
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
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
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
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
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
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
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
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
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
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
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
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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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
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
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
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
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
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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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
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
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
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
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
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
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
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
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
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
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
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
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
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
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
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
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
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
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
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
①
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 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
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
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
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
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
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
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
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
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
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
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
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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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
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
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
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
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
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
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
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
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
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
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
备违反它们；但在1911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
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
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
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
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
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
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
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
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
步促进了这个主张。1911年3月，他邀请各省谘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
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
①
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
和铁路国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
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
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
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
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
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 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581 页注①）。
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
代中国》，卷3 第3 期 （1977 年7 月）第321—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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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
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在新绅士的身上，
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决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
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
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
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
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