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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
⑤
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
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
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
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
①
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
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
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②
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
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
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
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
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
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
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
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
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
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
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
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至1910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③
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
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他们的地位、作用和职业的变化却是微乎其微的。
但另一方面，不再属于传统士农工商职业阶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人
也不再受反映这些阶层特点的旧的组织体系和结合方式的限制。这种人包括
产业工人和一切毫无恒产的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有无恒产是很重要
的）；它还包括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以及散
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传统的社会体系便是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的。不仅上层阶级
④ 鲁迅：《阿Q 正传》。
⑤ 参见萧公权的《十九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 页）。
① 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
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18—121 页。
② 王天奖：《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2 期。
③ 迈尔斯： 《1890—1949 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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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瓦解和变化，而且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个边缘的平民阶级：他们不受法
律的管辖，环境还驱使他们不受社会的控制，不受社会秩序的制约，也不受
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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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化的动力
外因和内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
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它直接造成如买办和洋务专家等新的社会集团的产
生，也促使某些行业衰退，如手工纺织业和华中、华北的传统水陆运输业。
在许多地区，对外贸易使得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贫困和
失业。不过，外国渗入的间接后果似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深远得多。西方
人的出现以及中国同外界的接触都推动着许多新的活动，改变了某些固有的
职能，同时使得一批现代的商人和实业家、军阀、大地主和城市知识分子新
兴起来，同时传统的士绅文人阶层则处在瓦解和变化之中。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在清末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运动在
实现社会经济变化方面似乎比帝国主义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家试图说明，1895至1898年的维新派是“资产阶级代表”，这是
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
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象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
战争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
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
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
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在下层阶级中，仇洋反教的宣传似乎比外国经济剥削的恶果更能激发民
众的有力反抗。在外国人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彰明较著的地区，其居民比外国
人很少涉足的地区的民众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动。1870年以后，许多排外事
件都是发生在外国商业势力基本上未到达的地方，那里有时只有三、四个外
①
国传教士。 上海和广州在四十多年中发生的少数事件和抵制活动，同义和
团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见绌了。
然而，知识分子运动及其思想的实际能量能够用纯心理学来解释吗？是
不是也有某些物质条件作支撑呢？
如果没有有利的经济变化的支持，1895年士绅文人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
绪将是毫无作为的。为了认识这种变化，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
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工商业资产阶级兴起时“资本主义萌芽”（它孕育于十六
②
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之中）所起的作用上。但是事实上，我们只
① 参照李时岳：《反洋教运动》，第31—105 页。
② 二十世纪二十与三十年代已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1954—1960 年的讨论是其继续。参见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费维恺对此作了摘要综述：《共产党中国史
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见作者自编：《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229—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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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几个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传统的商业同工业资本主义有直接的联
系。十九世纪中期大规模的起义，终于打断了这一发展过程；大作坊中的手
工业生产是与办工厂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早于办工厂。大多数新的上层人物
都是直接来自传统的士绅文人和官吏统治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一直是
土地，尽管他们通过做生意和开钱庄得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所以我们必须着
眼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才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土地关系的恶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国社会的变化的力量，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农业形势
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方面。
人口增长是使长期束缚农民的“封建”关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继十
九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内战的大量伤亡之后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复并
超过了1850年的高水平。虽然太平天国战争肯定使长江下游人口增长放慢，
但华北平原的人口看来是在加速增长。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养活，而
更复杂的是，根据家谱等等资料来看，特权阶层的出生率要比较高一些。①
这便产生了几种同时出现而又矛盾的现象：对佃农剥削加重；地主丧失权
威；衰退和贫困更加普遍。
农民之间的竞争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
这种现象是逐步产生的，但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地主一旦决定卜居城镇，就
不再提供种籽和工具；他们到收获季节也不再亲自监收，而开始改收固定的
②
粮食或货币为地租；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也采取这些办法。 为了防止佃户
①
拖欠，还广泛采用押租制，其数额往往高达十年的地租。 这种作法在太平
天国之后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废止了，长期租地制也逐浙弃而不用。地主利
用货币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两方面的波动以使地租换算率有利于己，并且进一
步从事市场投机来从中获利。因军费开支而加重的财政负担、现代化的费用
和公私税吏成倍增收附加税，大大加重了小生产者即小户的负担，而大地主
即大户则利用其影响规避这种负担。1876年发表的冯桂芬的遗著对太平天国
之后江南的减租还表示过乐观，可是苏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
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虚伪和不公，因为这项改革仅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
有联系的少数贪婪的家族。他抨击了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