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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以及德国的翻译官按资历依次晋见。他们都将本国
的国书放置御案上；皇帝通过恭亲王之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各国元首表达了
他的敦睦之谊。西方外交官们等待了十二年之久的这次觐见礼的全部过程只
①
用了半小时。 这次觐见有负厚望，尤其是当外国代表们后来得知他们被接
见的那个紫光阁就是接见贡使之地的时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②
马嘉理事件，1875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欧洲部分地由于关税战而造成的大萧条，给
1872年以后一直衰退的对华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了打开贸易局面，英
国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过建筑和开辟一条由缅甸通往云南和长江上游的铁
路和贸易路线以打开通往中国内地的后门的老方案。
一位从印度军队中退休的军官理查德·斯普莱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
出这个主张，以抗衡俄国从西北及美国横渡太平洋而来的竞争。伦敦方面反
应冷淡，但是斯普莱不屈不挠地向每一届新任外相提出这个建议。1859年任
外相的鲁塞尔勋爵指出，“斯普莱是一位喜欢胡思乱想的空想家，……他的
③
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不切实际”。 外交部门确信，
这样从后门闯入的作法只会制造麻烦，不会带来商业上的好处。1874年，高
级官员中唯一对该计划抱有幻想的索耳兹伯里勋爵执掌了狄斯累里外交部
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对提议的这条路线进行勘查，并请求外交部指
示驻北京的公使争取中国的许可，以便从缅甸派遣一个探路队进入中国。
虽然采取这条路线进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怀疑，但是威妥玛发现中国政
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请求，并允许英方副领事、二十八岁的马嘉理沿长江上
溯，前往迎接该探路队。马嘉理虽然知道中缅边界有一帮出没不定的人对外
国人怀有敌意，同时尽管有中国当地官员对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险前往边境
上的八莫，等待来自缅甸的探路队。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就在该地遭
到伏击而被杀害。
虽然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冒险而置身于危险之地，所
在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英国政府却执拗地要中国方面负责，并指令威妥玛
① 《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第1 号， （1874 年）：《有关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国代表在北京觐见中
国皇帝的通讯》
② 例如1839—1843 年、1845—1848 年、以及1864 年的贡使接见都是在这里。见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
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 页。
③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15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470，1859 年11 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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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索取赔偿。奉令后劲头十足的威妥玛要求彻查这一谋杀案，抚恤死者
家属，另派一个勘路队，并对署理云贵总督（肇事地点即在他的治下）进行
惩处。他还就觐见的程序、过境税、对外国外交官的礼遇以及派使团前往英
国道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应调查此案并同意赔款，
但对其他问题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这时盛传他已和俄国公使达成一项盟约，说英国要从印度调来军队，而俄国
将从伊犁出兵，威妥玛则在谣言声中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
为了避免关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领使团去
英国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劝说威妥玛恢复谈判。赫德机灵地吓唬威妥玛
说，郭嵩焘可能在伦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取消威妥玛一切邀功请赏
的机会，这时英国公使才同意和李鸿章在烟台的避暑地会晤。1876年9月13
日，烟台条约的缔结使马嘉理事件获得解决。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派遣一个
使团前往英国道歉，并向死者家属赔款二十万两白银。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
有关中国政府和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条款。第三部分规定开辟四个新的通
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应为豁免厘金税的区域。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
直到1885年英国政府才批准这个条约，反对来自以下几方面：（1）美、德、
法、俄各国，它们都批评英国采取单方面行动； （2）英国商界，它争取全
部取消厘金税； （3）印度政府，它反对提高鸦片税。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派
驻海外的第一个中国使馆。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六十，思想开明，
他在赴英国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职。当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维多
利亚女王呈递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后，便在伦敦设立了中国公使馆。两年后，
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也设立了使馆。到 1880
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
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
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
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
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
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
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
①
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绅士和
官吏们总是反复强调，历史上总是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他们鼓吹保
守主义，反对现代化，指责对外交往为有失体统。这种保守的气氛和心理上
的惰性是如此强大，致使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障碍和对西
①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第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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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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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
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
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
①
义务” 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
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
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
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
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
（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
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
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
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
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
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
来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
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
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
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
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
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
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
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
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
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
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
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
① 海斯： 《18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