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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
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
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
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8 第18—22 页，1880 年1 月16 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
《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 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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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
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
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
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
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
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
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
①
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 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
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
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
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
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
为九百万卢布 （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
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
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
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
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
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
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
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
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
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①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
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
年——即汉武帝时 （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
唐代 （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
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
个重要的朝贡国。
① 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 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
科夫和V。拉德洛夫。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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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
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
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
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
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
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
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
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
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
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
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
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
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
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①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
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
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
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
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
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
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
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
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
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
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
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
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
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
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 （公元1090—1155年）。①
① 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① 伊斯特门： 《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 第4 期 （1965 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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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
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
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
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
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
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 （二）
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
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
（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
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
②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
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
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
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
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
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
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
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
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
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
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
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
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
朝廷。①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
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
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
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
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