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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 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
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
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但是在狭义上，
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
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自强是士大
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虽然自强在理论上
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1860—1880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
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
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
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以自
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
设立的暂时性机构。“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
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
的结果。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这种局（如中国轮船
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
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
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
十九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
改革思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
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
题。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
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可是象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
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李鸿章把他1864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
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
等。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
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
② 《易经》，卷1 第5 页。《宋史》，卷414 第10 页。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
芮玛丽：《同治中兴》。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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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 ①
李鸿章在1874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
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他作出
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
年1月他在给学者王辏г说囊环庑胖猩踔两驳酶用魅罚础澳谛氡浞ā薄！�
①在同一时期，敏感的官员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
王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
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二十年
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
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
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
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
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
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
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
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
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
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
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
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
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
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
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
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
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
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
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
①
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 江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1970 年）第34—3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0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2 页。李
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43 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 第4 期（1970 年）第1—20
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 第10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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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
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
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
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
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
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
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
编》 （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
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
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
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 1866
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
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
①
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这些日
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
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
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
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
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
②
但其“体”应为工业化。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
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
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
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
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
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
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 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 第1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100 第24—25 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
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 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
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