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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
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
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
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
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
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
重实际了。①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
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
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
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
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
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
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
① 郝延平： 《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 第7 期 （1960 年4 月）第2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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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
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
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
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
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
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
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
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
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
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
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
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
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
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
“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
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
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
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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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
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
勇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其中包
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
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
①
川军。 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
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
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
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
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
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
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
①
之间调防。 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
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
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
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
②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
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
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
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
③
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
① 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 年1
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 第35 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 第8
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 页，卷4 ·9第16 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
卷1·3第11 页；卷5 ·10 第10—11 页；卷12·22 第5 — 6 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
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 页。
① 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 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
洲历史杂志》，卷8 第2 期 （1974 年）第136—141 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 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 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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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
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
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 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
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
①
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
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
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
现它的目标 （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
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
国外挑战吗？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 （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
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
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
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
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年创立的，
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
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 （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
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
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
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
中移交给了醇亲王。②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
西式练兵。1865—1866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
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
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
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年英国人的训
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
①
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