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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但在1870
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
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8—19 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 第8 — 9 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 册第475—479、484—491 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六
千人之数。迨至1881—1882 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骑兵，五百
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 第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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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 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
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
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
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
代武器。从 1863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
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
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
只实行了三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
官。③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年，
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一百五十名八旗军幸存
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十二个驻防城
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
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①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
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
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五百人的“洋枪队”，它在
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
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十五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
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五百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
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②
1866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从各标抽
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
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十万两充新训练计划
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年1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
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
③
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直到1868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
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当清廷内
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
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满族两派人士都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 第10 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 第11 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 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 第7 期 （1967 年7 月）第216 页，文中摘
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 第10 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 第3、21、31—37
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 第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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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
过这个问题。①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
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 （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
故）。1869—1870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
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
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五百五十人
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
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
②
募新兵。 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
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
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象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
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
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
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
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
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③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
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
上来。1867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
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抚标从一千六百人减为一千
①
人。 （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一千人变
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年离
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
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八千人以下，
②
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
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
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
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 第2 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 第2856 页，1869 年2
月27 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第19、36 页。
①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卷14 第17 页；卷19 第16—21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
186—187 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 第4、8—10 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 第9、505 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
学报》，卷10 第2 期 （1974 年7 月）第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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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 （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
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
③
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
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
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
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
职未动。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四十万人左右，每年
①
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
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
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十九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
②
的国内安宁。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
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
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
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
特殊身分。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
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