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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学和当时传入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之下，梁启超首先设想变应分
阶段发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这种变是由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即被归
纳为群这一多种意义的概念——所支配的。这个名词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间
建立联合，以便动员和组织他们开展社会和政治的活动。意义深远的是，除
了联合的理想之外，群还包含着深刻地贬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价值的某些更
广泛的政治理想。根据梁氏的意见，古代君主制主要适合于维护统治王朝的
政体，因此经常是纯粹压迫人的。这样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在帝国主义侵略
和国际竞争的现代世界中，是不能维持中国生存的。首先，它将妨碍在民众
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而集体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
少的。其次，压迫人的君主制阻碍人们的交往：不但阻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之间的交往，而且也阻碍社会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交往。缺乏这种交往，传统
的中国社会就象缺乏民族生气那样缺乏民族团结。
隐藏在这种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新的政治共
同体概念，它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
支配之说的强烈影响。在这个时期梁启超从来没有明确将这个概念和民族主
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作为康有为的亲密追随者，他仍然声言信仰康氏的普
济众生的理想。然而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义的思
想。
但是，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的新政治共同体梦想中虽属重要，却非唯一的
决定因素，因为一方面他对传统政治秩序作了实用主义的估价，一方面他又
关心道德上的合法性。传统的王权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它在道德上
也应受谴责。梁启超把国家看作应该属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一个共同实体，
即不但属于统治者，而且也应属于被统治者。因此这个共同体应该是它的全
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的综合。民众由某一个统治者或统治家族来加以统治，
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丑恶表现，因此其结果只能使共同体蜕化变质。这种新
的共同体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类似卢梭的民权和公意的理想。简单地
说，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体看作政治变法的最终目的，其中不仅有活力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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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而且也体现了民主主义。 ①
梁启超的变法主张集中到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理想上，其最终目的在于
使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激进观念的传播立即使政治变
法论成为风起云涌中的思想激荡的焦点。当这种风云激荡扩展开来时，变法
运动逐渐失去了它开始时在康有为单独领导下那种明确的一元性。确实，康
有为的变法纲领和思想体系仍然代表运动中最公开和最明显的部分。然而，
在运动下面的其他思潮则和康有为的思想大不相同。这样，维新变法作为思
想运动看起来可能最象一种带有各种颜色的光谱。在较温和的一端往往可以
发现在陈宝箴和黄遵宪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类型，他们也同意康有为的需
要改制的主张，但是未必同意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激进解释。在这个温和派
别中，某些思想状况本质上和自强运动提倡者张之洞及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
本上并无二致。可是，在比较激进的一派，其观点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很难
区别，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进。在这种背景下，有两个人物应该特别受到注
意，因为他们在围绕着变法运动发展起来的日益扩展和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
中扮演着领袖群伦的角色。
其一是严复，他在青年时代曾在英国留学两年，因此属于不但懂得西方
语言而且也直接观察过西方的少数中国人之列。在1895—1898年间，他在
天津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他自己关于中国民族危机和需要改革的
观点。1897年，他是传播新知识和发表维新观点的天津一家新型报纸《国闻
报》 （它很快成为华北的最重要报纸）和周刊《国闻汇编》的创办人之一。
在那些年，他还开始了他的翻译事业，完成了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
的译注，此书取名为《天演论》。严复的著作和翻译立即对读者发生了重要
的影响。他的《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取得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响，因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读过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
经对严复佩服得五体投地。
按照当时的标准，严复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温和的，因为他提出的仅仅是
渐进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这是和预期未来中国文化将经历一场彻
底的改造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激进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渐进主义
和在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二者都产生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这
主要是他研究斯宾塞哲学的成绩。
斯宾塞的思想认为，进化必然是缓慢的和累积的，不能飞跃地前进，这
使严复不相信任何激烈变化的奇迹。实际上，这是说，在中国人民作好准备
以前，不应进行制度改革；为了在体质、知识和道德上改造他们，需要漫长
的教育过程。严复的目标也同样是在将来彻底改变价值观。
严复的文化激进主义发端于他对国家的热切关注，即如何实现共同富强
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猖獗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生存下去。严复那种以社会达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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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表达出来的对集体的关注使他相信，集体富强只能求之
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学。这种天地之学把天地描绘成为质和力所
会之宝，它处于从“始于一气”向“演成万物”的持久进化过程之中。整个
宇宙如此，人类世界也如此，在人类世界中，活力产生于生存竞争，进化由
生存竞争推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竞争在人类之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生命却大量增加；而且它作为动力和发展的源泉，对
于世界来说也是一种幸事。
对现实的这种看法鼓舞和吸引了严复，因为它突出了他所重视的关于斗
争、活力和进展的思想。达尔文主义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使他向
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严复看来，现代西方奇迹般的成就在于，在西方，个
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还能被融合而产生集体的活力。现代西方的社
会精神是公众精神和原始力的独特而和谐的结合。根据严复对西方思想的研
究和他对英国的观察，这种结合只能在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环境中产生。
他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活力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观和基本的价值观而言，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
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
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
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
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
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
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
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医治中国
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①
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年青的湖南学者谭嗣同，他属于迥然不同的另一
种知识分子类型。作为高级政府官员之子和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成员，谭嗣同
深受儒家教育。后来，在他成年的初期，通过对知识的探索，他受到西学、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在十九世纪末年重又流行起来的古
代非儒家哲学——特别是墨家学说——的影响。这些多样化的思想影响使他
形成了一种折衷主义的观点，1896—1897年，他将这一观点正式写在一本有
煽动性的小册子《仁学》中。虽则这本小册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版，但其
内容在出版前已为他的亲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启超在内。
《仁学》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大同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将充
满生气和活力，不断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它也是以激进的平等主义和自由
地表达感情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这种乌托邦幻想既来自宗教的普济
众生主义以及大乘佛教、理学、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来自现代
① 施瓦茨：《严复与西方》，第42—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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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商社会的生气勃勃的时代精神。然而，在 《仁学》中明显地没有流露
出民族主义意识，而这在谭嗣同的许多同时代人思想中已开始成为突出的特
征。
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幻想出发，谭嗣同发表了对中国传统的过激的批
评。他象严复一样攻击传统的君主制，将它描述为一种最黑暗的专制主义，
压抑人类的能力和感情。但和严复对传统制度的攻击范围仅限于政治秩序不
同，谭氏的抨击还扩大到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
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教义）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