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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谭氏的抨击还扩大到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
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教义）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人类全部关系中最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绝
对统治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谭嗣同认为，父子、夫妻这两种家庭关系和君
臣这种政治关系一样，都是腐败的和压制性的。在谭嗣同看来，这三者构成
了单一的乖张和压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传统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堕
落。
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能生存的人类共同体，谭嗣同呼吁冲决三纲这一
令人窒息的罗网，进而消灭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康有为或严复
不同，谭并未提出有步骤的改革纲领，他的《仁学》也未指出如何用具体而
明确的步骤去实现他的幻想。可是，在这整本小册子中他都用热情洋溢的语
言鲜明地表达了完全否定和彻底解放这两个如影随形的主题。在这些语言中
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朦胧概念。①
从上述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激荡之势包含各
种各样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
映了对两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对国家富强的广泛要求。另一个是对宗
教道德意义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中。激进思想是由
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助长而成的，它打击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础。这样，
在1895年之后的数年中，思想冲突不但发生在激进的维新派与保守的士大
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维新派之间，这就不足为奇了。1897
年下半年，这种思想冲突终于在湖南趋于公开化。
①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第56—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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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维新运动
当1896年初康有为的运动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压制以后，维新运动不得
不将它的活动限制在上海和澳门从事思想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但与此
同时，新的发展也在湖南进行，省府长沙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这样就
使它有在省一级获得成功的机会。
这时湖南的维新必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两大变
化这一背景下来加以理解。第一大变化是督抚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十九世纪
中叶的各种叛乱，以及这些省级官员们为了应付中国面临的国际危机在自己
辖区内各自在经济技术发展和制度变革方面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初以后三十余年中的这些革新努力，构成了所谓自强运动的大部分
活动。
第二大变化是地方名流势力的增加。库恩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力量在十九
世纪中叶叛乱的年代中是如何通过组织地方自卫武装而发展起来的。还有种
种迹象表明，这种力量的增长也导致绅士们进一步插手非军事的公共事务。
在大多数场合下，这无非是他们的传统公务活动在政府软弱时期的扩张而
已。但在某些省份，这也同在与西方接触时因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刺激而产生
的商业化有关。这些本乡本土的发展的综合力量使绅士在他们出生的城镇和
本省的政治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①
因而，十九世纪下半期，在各省官员势力增长的同时，绅士的政治地位
也提高了。两者活动的结合，导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开始的一场维新运
动。首光，湖南所幸的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起相继有两位能干的开明学
者官僚在省内当政。1892至1895年吴大澂任巡抚期间已经开始在教育、经
济和军事方面进行过若干革新。当陈宝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抚时，改革被
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规模。他在致力于促进省政改革时，得到了他的有远见的
儿子陈三立的帮助，后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维新的文人学士中间有许多朋
友。陈宝箴还得到管理省政的两名高级官员黄遵宪和江标的协助。
黄遵宪是一位广东的学者…诗人和历练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国、英
国和东南亚任过职。在长期的海外经历中，他形成了强烈要求变法维新的倾
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务（特别是日本事务）的权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
的《日本国志》和关于日本的历史诗篇是中国文人了解明治维新情况的一个
重要来源。从1895年起，他积极从事改革政治的活动。他是康有为的强学
会上海分会的会员。在上海分会被解散之后，他是赞助创办《时务报》的少
数人之一，梁启超是该报主笔。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盐法道，随后并曾
一度代理过按察使。他不仅仅是热心于在这些职掌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斗士，
他对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识，特别是他对明治时期日本兴起的理解，也是
①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89—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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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以后在湖南开始制度革新的灵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①
江标在1895到1897年间任湖南学政。虽然他是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官场
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观点并不受传统儒家学术的束缚。在经过会试之后，
江标在北京同文馆学习，后来访问过日本。他在1895年参加北京的强学会，
去湖南以后成为新学的一个积极发动者。②
除了一个有志于维新的省署之外，湖南还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下；
张之洞是技艺和制度革新的强有力的和坚定的发起者，对于维新运动的重要
方面如报纸、学会等，他都给予有力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这时省内许多
有影响的绅士领袖对维新有着热情。他们不仅对政府的改革努力给以热烈的
支持。事实上，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是采取主动行动的。因此，当1895年
维新运动在湖南认真开始时，它是政府和省内名流的共同事业。鉴于十九世
纪后期湖南是众所周知的绅士保守主义的堡垒，湖南绅士提供的合作确实是
值得注意的。甚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可以看到以湖南为基地的席卷
长江流域的排外浪潮。晚至1892年在湖南建造电报线路的一次尝试，在当
①
地民众中间引起了一场骚动。 随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流逝，变革之风显
然在湖南强烈地刮起来了。
从一开始，技艺和经济的革新就是维新运动的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在
巡抚倡导下，长沙有了电灯，建成了碎石马路。在省署设立了采矿局，一条
②
连接长沙和汉口的电报线路也得以建立。 比这些政府主办的项目更为重要
的，是著名的地方绅士自己创办的企业。1895年后期，两位绅士领袖王先谦
和张祖同在巡抚鼓励下建立了一个火柴厂。1896年，王先谦、熊希龄和省内
其他绅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资开辟一条旨在联系湖南湖北的轮船航线。
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从政府得到一笔贷款开设宝善成公司。他们甚至
向巡抚申请建造一条经过湖南将汉口和广州联结起来的铁路。③
当随后数年维新运动继续在工商界鼓励新的努力时，其他方面也在着手
改革。首先，在长沙出现了组织乡勇的活动，并将一座地方书院改为新型的
军事学堂，作为进一步军事改革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若干制度方面
的革新，它们大部分是在黄遵宪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制订一项专门的官
员训练计划，以便授予他们专业技能和时事知识。训练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员
能在省内的维新运动中起带头作用。黄遵宪也起草了若干旨在改进司法程序
① 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1—223 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81—182 页。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33—138 页。
②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26—129 页。又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4 页。
③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3 页。刘易斯：《1896—1898 年湖南的维新运动》，
载 《中国论文集》，15 （1961 年）第62—90 页。又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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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狱制度的新章程。黄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卫局，它模仿
他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看见过的警察局。附属于保卫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
目的不仅是处罚罪犯，而且也对地方社会的渣滓进行再教育。这两种机构都
被打算用来改进传统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强地方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和秩序。
然而，按照黄遵宪的计划，保卫局不完全是一个政府组织，而又是一项共同
事业，由政府官员和绅士名流双方参加的管理机构来监督它的工作。①
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在
这方面带头的是学政江标。在学校课程方面他强调新的西学的价值，主张在
西学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方面保持平衡。为了执行这一政策，在府一级举行
的各种考试中，除了传统的儒学题目之外，还要求加试世界时事的知识。这
样就使 《万国公报》、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和广学会的其他出版
物成为应试士子的必读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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