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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虑的努力去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加之，当时两个派系之间的界限并不
象1898年春天以后那样泾渭分明。例如，翁同龢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帝党中
领袖群伦的人物，但从未反对过皇太后。直到 1898年夏他任职的末期，他
仍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调和而不是制造两宫之间的不和。从他的例子可以
看出，亲帝并不一定反对皇太后。①
然而，当康有为在1897年冬回来再度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时，局面开始
变化。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亲帝情绪逐步具体化为羽毛丰满的一派，派
系冲突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最后使朝廷因激进的与温和的改革问题的争
吵而发生两极分化。虽然康有为因1895年的大胆和激动人心的上书要求变
法而成了一个有争论的人物，但在朝廷内还有几个官员对他的爱国热忱和丰
富知识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荐举给皇帝。而将康有为引入帝党过程中起
作用最大的高级官员却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时的政治观点和大多数保守派并无不同。然而在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对西方事务产生了兴趣，并倾向维新。这种观点方面的
重大变化对年青的皇帝有决定性的影响。1894年中国被日本击败更增强了翁
同龢的看法，使他成为维新的热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强烈的维新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为所发起的运
动。翁氏对于维新虽是热情的，但他的观点或多或少仍是自强运动的路数，
和康有为信奉的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首次
看到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发表的非正统和挑战性的观点时表示了重重
疑虑。但是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那样，翁氏对康有为感到兴趣以及后来将他
举荐给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识上的考虑。他毕竟是一个有一番雄心
壮志的高级官僚，与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维新的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
在进行着权力斗争。所以对于翁同龢来说，维新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也是
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权力价值的东西。有着渊博的维新思想的康有为可以作
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够想方设法帮助翁同龢以从事维新的名义在朝廷中战
胜他的对手。①
此外，康有为的儒家异端思想和激进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
逐步为人们所知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康有为并不象1898年那样
表现得激进。事实上，他的“越轨的”观点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诸于世。
在此以前，他的变法纲领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孙家鼐和张之洞等温和的
维新派所容忍；这些人对康有为所掌握的知识和大胆的政治主张有很深的印
象。当康有为的激进主义的全部内容揭晓时，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惊
恐，于是与康的立场分道扬镳。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为举荐给皇帝，他们早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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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康有为于1897年冬到达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条陈要
求变法以前，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氏与李鸿章、荣禄以及翁同龢等高
级官员进行一次晤谈。在1898年1月24日举行的这次晤谈中，康有为大胆
地宣称，“祖宗之法”需要改变，中国的“法律官制”应予废除。甚至连翁
同龢对康有为的此番谈话也感到惊愕，以致在他的日记中称之为“狂甚”。
②
同时，康有为连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继续发挥他在1895年提出的变
法建议。和以前不一样，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这些奏章公开提议
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奏章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贯彻他的改
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体想法。首先，政府必须自觉地以明治时代的
日本和彼得统治下的俄国作榜样。为了学习这些榜样，皇帝应采取三个重要
步骤。第一，他应大誓群臣，表明咸与维新之意。其次，在午门设上书处，
旨在缩短缓慢的官僚机构途径，从下层直接发现人才，了解思想。最后，为
了绕过全部现存的官僚机构，应在内廷设立制度局，详细制订制度上的应兴
应革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总起来说，康有为的策略是一个大胆的号召，它
要剥夺宫廷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维新派助手们的手
中。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清朝官僚体制宣战。
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奏章的反应显然是很热烈的；当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
里时，他命令总理衙门将康氏论维新的作品送呈上来。此后，康有为在送呈
他的变法条陈的同时，还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
变政记》，以及其他有关现代欧洲各国政治历史的著作。这样，1898年初春，
早在康有为首次被召见以前，他的思想轮廓已为光绪帝所了解了。①
与此同时，康有为继续用组织学会的办法将士大夫动员起来，以贯彻他
的主张。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广东同乡中间创立粤学会。两个月以
后，建立了闽学会、蜀学会和关学会，它们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维新的士大夫
组成的。同时，康有为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两个其他团体：经济学会和知耻学
会。
当康、梁及其同伴们重振变法维新运动的旗鼓时，与1895年的情况一
样，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会试。数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由于德国和俄国分
别侵略山东和满洲，京师充满了紧张和义愤。康有为又想到发动这些举子和
绅士官员在京“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于是便和有志于维新的御史李盛铎
一起，组织了保国会，在4月12日首次集会。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同样性
质但规模较小的其他学会也在北京建立了起来，它们是保浙会、保滇会和保
② 萧公权： 《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第111—243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54—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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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会。 ①
保国会打算按照强学会的模式，成为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组织，在
北京和上海都设立总会，最终在全国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保国会不同于
强学会之处在于表达学会宗旨的新的民族主义的动人辞藻。强学会后面的推
动力是开始觉醒的民族主义意识。然而这种意识由于使用老一套的爱国主义
语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强学会的宣言以及此后的各种宣言就包含有这样的语
言。例如，学会的目的仍是“自强”，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名
词。但在成立保国会的宣言中，这些老一套的爱国主义语言已为新的动听的
言辞所代替。该会的目的是保全国权、国地和国教。这些新名词的出现清楚
地表明，自1895年以后的三年中，民族主义在中国有了显著的发展。
可是保国会比起它的先行者来证明并没有更多的成就，尽管在会员方面
它看起来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强学会只有三十名会员，而保国会有一百
八十六人。但是它没有得到强学会曾从政府上层得到的那种支持。没有显赫
的姓名出现在它的花名册上。而且，当保守派开始进行攻击时，它几乎还没
有开始活动。康有为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强调清朝的利益，这使许多人
害怕它包藏颠覆的祸心。很快，一份题为《驳保国会议》的小册子得以流传
开来。御史们倡议弹劾该会。一场反对保国会的运动被组织起来了。在这种
攻击下，甚至最早和康有为联合倡议的李盛铎也变了卦，也参与了弹劾以保
护自己。在此期间，大多数举子在4月中旬的会试结果揭晓后已离开京师。
这样，只举行了三次会议，维持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保国会很快便销声匿迹
了。①
这个团体的命运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围绕着康有为在北京的变法维
新运动发展起来的敌视和猜疑的程度。如上所述，在康有为的追随者及其敌
对者之间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此时在湖南也达到顶点；对手们的一个
主要策略是上诉中央政府，根据他们提出的关于维新派在湖南种种活动的报
告，对维新派提出这样那样的控诉。结果是，对于中央政府的许多官员来说，
康有为和他的伙伴们现已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集团。当康有为带着他的全部
非正统观点和激进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
斗争时，气氛确实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康梁集团关于变法的条陈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
宣布以变法为国是。6月16日，康有为被召至宫廷，首次陛见。在这次长达
几小时的陛见中，他强调中国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他向皇帝许诺：“变
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紧接着陛见之后，
皇帝给予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一个特殊职务，并且享有不用经过原有途径而直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1 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56—260 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44—350 页。施
雷克：《1898 年的维新团体保国会》，载《中国论文集》，14 （1960 年）第50—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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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特权。由于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