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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
年10 月16 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 年11 月12 日与他会面，1899 年3 月14 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
年10 月到香港，1899 年11 月4 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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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
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
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
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
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
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
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
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
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
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
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
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
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
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
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
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
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
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
倾向于维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
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
裂。①
1900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
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
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
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
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
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
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
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
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
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9 第3 期 （1960 年5 月）第307—318 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
国论文集》，第15 期 （1961 年）第91—114 页。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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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 ①
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
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
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
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
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
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
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
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
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
②
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在此期间，原在1903年因抗俄组成的学
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
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
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
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1904年爆发的起
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
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
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
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
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1905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
已被制订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
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
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
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
定在8月20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
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
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
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
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
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
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 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 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
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 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 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 （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
论文集》，第21 期 （1968 年）第189 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
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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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
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
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
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
①
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在1907年以后，当日本政府
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
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象康有为八年前
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
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
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
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
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
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
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
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
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
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
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
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
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
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
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
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