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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
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
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
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
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
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
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
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
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
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
在桂太郎首相 （1901—1906年；1908—1911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 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
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 《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 页。关于北
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 册第424—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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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园寺 （1906—1908年；1911—1912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
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
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
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
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
1882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年以后，对无
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
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
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
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
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
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
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
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
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
事例有关。
经过1905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
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
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
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
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
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
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
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
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
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
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
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
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
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
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
② 伯纳尔：《1906—1907 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 页。
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 卷第4 期 （1957 年8 月）第549—5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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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讨论的范围。 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
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
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
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
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
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
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
③
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要衡量中国领袖
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
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
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
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
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
（杨品泉译）
① 伯纳尔的 《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
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 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 页。关于俄国人和
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 《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和加斯特的
《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 期（1948
年9 月）第74—95 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
卷18 第3 期 （1959 年5 月）第321—342 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 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
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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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
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
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
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
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
括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
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
一例字。”①
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
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
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
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
政管理的意见。1901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
①
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 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 第9 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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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
此，某些政府官员必须通晓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学士研究西学。
它把留学生召回本国，授予官职，还为由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推荐的那些人
开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②
在实行这一权宜措施的同时，政府企图在选择官员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
改革。自七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