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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不够，如大学里面名教授的工资与一般助教的工资差别不大，医院里面的医生与护士收入差距不大，因此，从初次分配里面劳动者的这种收益分布来看，应当从效率出发坚持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就未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名教授与助教对一所高等院校而言，其贡献不非常不同；医生与护士对医院而言，其贡献也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在初次分配里面，投资回报与劳工所分享到的份额相比，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主持人：不合理。
郑功成：不合理的。有人做过统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在GDP中，劳动者所拿到的工资所占比重在近十年来是持续下降的。大家可能会问，劳动者少拿的部分被谁拿去了？无非是两条渠道，一个是国家的收税，它可能加收了，我们的财政收入确实是有所上升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谁拥有这个企业，谁投资了，资本的所有者所拿的份额越来越大。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还领不到应领的工资。因此，当前的初次分配，虽然原则上讲按照要素分配，但并未真正按照要素分配目前的分配结构及利益各方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再看看再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确实是充分体现它的效率。谁对财富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谁对财富的贡献小，谁就应该少拿。他只按照这个规则，没有别的规则。但一个社会并不能只有效率原则，比方说有的残疾人他不能工作，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有的不健康的人他不能再继续工作等等，初次分配中是不可能照顾这样一些人群的。但这些人群（况且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也要生活，那好，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建立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再分配就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分配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再分配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对象，就是为了解决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是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从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再分配力度还不够。从中央财政来讲，中央政府曾经提出在十五期间用于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要占到整个国家财政的15％到20％。而现在实际上还只有12％左右。而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构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最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对。
郑功成：如果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还没有调整好这个收入分配差距，那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是大家捐献慈善事业。我看到美国的一份资料，1998年的时候，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六千七百多亿美元，当时我计算了一下，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将近两千亿美元是个人捐献，这个也不得了呀，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大家看看，不要说中国是贫穷还是富裕，我们只看相对数。如果是按照我们GDP的2％，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我们今年的GDP是十一万亿人民币，2％应该有二千二百亿人民币。但据我的调查研究，我们一年能筹到五十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不错了，这对整个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调节作用。
主持人：微乎其微。
郑功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主持人：忽略不计了，对。
郑功成：第三点我想集中讲一下社会保障问题，它实际上处于再分配环节。社会保障包括如下几块：第一块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大保险。第二块社会救济，包括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对灾民的救济，对某些需要救济的特殊人群的救济。第三块就是社会福利。如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青少年福利。还有医疗保健、住房福利与教育福利等，实际上都是保障国民生活和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使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保障。就是使所有的人，都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从，现实来看，我们国家确实在这方面虽然成就同样巨大，但做得还不够，与国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相比差距很大。过去人们往往只提社会保障改革后新加入进来的人口在不断增长，比方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八千万上升到一个亿再上升到一亿二，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四千万增长到一个亿，等等。但从另一角度讲，同样使用这些数字，你会发现，中国还有十多亿人口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即使把那些低于劳动年龄的人不算，就以七亿多劳动者加上一亿多老年人共九亿人来算，我们也还有七亿多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十多亿城乡居民缺乏医疗保险，还有乡村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可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从就业问题到收入分配问题，再到社会保障问题，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它们构成了民生的三大根本问题，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风险就必然会累积，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就总有爆发的一天，最后就会酿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必然波及到政治、经济，继而带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所以，我有时候总是在提醒，不能只看到我们国家目前发展态势非常良好，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国家与社会就可能不能很健康地、很和谐的、很协调的持续发展。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如何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来规避这种社会风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进步能够健康地发展。
郑功成：应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的改革目前确实是到了涉及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刚才谈到的贫富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关系、地区关系和城乡关系，实际上都是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能讲得清楚的。但是，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首先的一点，就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根据科学的发展观，应该对已有或现行的相关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比方说，我刚才谈到贫富差距问题，要真正调整贫富关系，就应该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在理顺初次分配关系中应当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得到尊重的保障，在再分配环节则要在加在力度的同时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原则。要调整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制；开征遗产税，特别消费税等等，让高收入阶层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让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有基本的制度来保障。
对国家的财力安排也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我们过去的财政主要的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搞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开展经济建设，政府过度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就是对市场机制健康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损害。那么政府的钱干什么？政府的钱应该主要用于公共事业、社会发展、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这就必须高速国家财政结构，真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安排财政支出。
就业问题怎么来解决，实际上我也开不出太多的良方。2004年的就业问题比2003年可能更为严峻，这是我在接受新华社有关记者采访时所讲过的。因为2004年除了新增劳动力规模不减、需要再就业的失业下岗人口规模仍然偏大外，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体制性障碍在减少，可能进城打工的农民会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牵涉到跟我们大学生有关的，明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达二百八十万，达到最高峰。2003年是二百一十万，明年还要裁军二十万，这二项均是需要新的工作岗位的，近一百万了。
主持人：一百万。
郑功成：就是一百万了。所以说明天的就业压力是相当严峻的。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得那么快，始终保持了高速持续增长，为什么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刚才谈到了，除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属于绝对过剩外，还有一个经济结构问题。由于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显著增长。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二百四十万个工作岗位；到近几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创造七十万到八十万个工作岗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规模在直线上升；而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却缩减到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按照专业行话讲就是就业弹性在持续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比方说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很高，但是它对就业的容量很少。近几年我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既不赞同把就业增长摆到优于经济增长的位置来考虑，更不赞同只论经济增长而忽略就业增长问题。我一直提的是就业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并重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你在注意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劳动效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甚至夕阳工业对工作岗位的贡献，尤其是对能够大量地容纳劳动者的那些产业要进行扶持。这样，经济也增长了，就业岗位也上升了。在市场经济国家，总统竞选不会向选民承诺DGP增加多少，因为那个是他难以控制的，但他完全可能承诺新增多少就业岗位。因为有一些岗位是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通过有组织的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
对于社会保障，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