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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那些圣贤是什么样子． 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 就是说，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0）
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
也许很多人会说，生活就是这样，穷日子富日子都得过，那有什么办法？
颜回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能够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境遇，而是他的生活态度。
在所有人都以这种生活为苦，哀叹抱怨的时候，颜回却不改变他乐观的态度。
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
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诚然，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
于丹这样写陶渊明：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
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这是一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陶渊明曾经当过八十三天的彭泽令，那是一个很小的官。
而一件小事，便让他弃官回家。
有人告诉他，上级派人检查工作，您应当〃束带见之〃。
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装，系领带，恭敬地去见领导。
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工资”而向人低三下四。
于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
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我的心灵已经成了身体的奴仆，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的心灵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就回归到自己的田园。
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请看，于丹教授给我们贫穷的〃寒士〃和弱势群体描绘了一幅怎样奇妙的解贫脱困的图画呀！那画上传递的全是〃调整心态〃、〃安贫乐道〃的符号信息。
这时该我们这些大众读者看着于丹教授，〃不亚于看着圣贤〃了。
这位圣贤像易中天教授所形容的那样穿着白衣白裙，圣洁而飘逸，她〃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向我们说起温暖的真理：“不与世无争，缩回自己的内心，调整好心态，安于贫穷的生活，就过上了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论语》的真谛，是《论语》告诉给每一个人的。”
于丹强调思想、信仰，忽略和轻视物质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有个性的心得。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这种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头脚倒置的现象，就被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得体无完肤。
1877年6月，恩格思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
可是，人们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1）
马克思对此发问了，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他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于丹教授为什么在21世纪还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呢？
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不就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吗？
恩格斯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一个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社会，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
为什么于丹教授让我不去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安于贫穷呢？
其实于丹教授屏弃物质利益的目的也并不是强调单纯追求思想的进步。
她连思想的斗争都反对，要知道没有思想斗争，也就不会有思想的进步，历史上许多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
正像我们今日批评于丹教授的思想，也一定能够促使儒学研究的进步一样。
于丹教授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结尾处写道：〃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如果抛开合理与公正，抛开物质利益，抛开思想的斗争与进步，我们民族的灵魂会是什么模样呢？
那只能是犬儒主义式的灵魂。
从〃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的于丹教授也许不知道犬儒主义为何物。
犬儒主义是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哲学派之一，也有音译成“昔尼克学派”的。
此派中人生活条件艰苦，衣食简陋若颜回，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若陶渊明；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号召大众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并以此为美德。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时代宣传犬儒主义，无疑是一种倒退行为，等于给大众读者注射了强剂量含毒麻醉剂。
如今我国贫富差别日益拉大，弱势人口不断在增加。
大量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并不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在大众的疾苦面前无动于衷。
其结果是造成一个人格真空的时代，对我们的民族形成严重的精神毒害。
于丹若只是不关注弱势群体，危害也还不算太大。
她是在麻醉和毒化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大众读者。
让他们安于苦行，退回内心，不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与腐败群体做斗争，不去抨击假、恶、丑现象，不必搞什么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成为一群在黄连树下苦中作乐的快乐的猪狗。
这是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象；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
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
潜心内视并寻求心之所安的思想并不是始于于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有着内倾精神，当“外推”遇到了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世界时，出于无奈和绝望，就只好转而“内倾”。
这种内倾精神难以积极地激励一个民族去寻求对外在世界的系统了解，而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
中国的内倾文化与西方的外倾文化在寻找人自身的问题上大有差异。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2）
西方人把人当成认知对象，中国人把人当成充满感情和欲望的生命整体，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能通向世俗人间，构成人伦秩序，因此中国的政治很难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也就很难建立民主政治。
远的不说了，就谈清朝吧，内倾文化影响国人为寻求内心的修养和安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政治上没有民主制度，当西方列强国家的船坚炮利入侵时，我们只得丧权辱国，就连内心的安宁淡然之境也随之破碎了。
从此我们整个民族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
由于我们返回了内心，求得了内心的安宁，却拒斥近代科学和工业化，拒斥了民主思想，以致在现实中都无法立足，沦于危亡之境。
这一悲剧后果却被巨人马克思不幸而言中，早在清朝庚子国难发生的前42年，马克思于1858年就已经从理论上预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命运，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