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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市井传闻“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篇奏疏攻击李鸿章，内容虽然多不切实，但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李误国的强烈不满。尤其把锋芒直指慈禧太后，说出了政界最为忌讳的内幕，堪称“后清流”的绝唱。但细想，又属与事无益，大可不必。但比翁同的另一位门生，吏部侍郎汪鸣銮攻击“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哉”的立论总算高明。安维峻的这番高论，使得怯懦的皇帝感到震骇和忧惧，决定将他拿交刑部治罪，经翁同极力劝说，改为革职发军台效力。据说恭亲王奕当日病假，不在军机。假满入值，指斥同人说：“此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而安维峻确也载名而去，“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著名镖师，北京源顺镖局掌柜大刀王五还亲自为他护驾，陪同前往戍所张家口，“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可见清议的社会声望和市场价格——刚直与爱国也是可以名利双收的。翁同此时百感交集，又无能为力，恰好次日家中所畜一鹤飞失，特仿后汉戴良《失父零丁》帖，作《失鹤零丁》。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事简，闲步东院，一鹤既去，因作零丁帖求之。得于海岱门外人家，白金八两赎归。”曾朴小说《孽海花》第二十五回，说章直蜚、闻韵高（即张謇、文廷式）“出了十刹海酒楼，同上了车，一路向东城而来，才过了东单牌楼，下了甬道，正想进二条胡同的口子，……忽望见口子外，团团围着一群人，都仰着头向墙上看，只认做厅的告示，不经意的微微回着头，陡觉得那告示有些特别，不是楷书，是隶书，忙叫赶车儿勒住车缰，定睛一认，只见那纸上横写着四个大字：‘失鹤零丁’。”讲的就是这事。书中还收录了“失鹤零丁”的文字：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梦。梦见东天起长虹，长虹绕屋变黑蛇，口吞我鹤甘如蔗，醒来风狂吼猛虎，鹤篱吹倒鹤飞去。失鹤应梦疑不祥，凝望辽东心惨伤！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失鹤零丁（4）
诸君如能代寻访，访着我当赠金偿。请为诸君说鹤状：我鹤蹁跹白逾雪，玄裳丹顶脚三截。请复重陈其身躯：比天鹅略大，比鸵鸟不如，立时连头三尺余。请复重陈其神气：昂头侧目睨云际，俯视群鸡如蚂蚁，九皋清唳触天忌。诸君如能还我鹤，白金十两无扣剥；倘若知风报消息，半数相酬休嫌薄。无疑，翁同在文中流露出他对辽东战场清军失利的关切，但这毕竟是访鹤的游戏文字，以翁同地位之尊，在国势危急之际，不在军机处谋划补救，却用街头大字报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还是太戏剧化了些。所以《孽海花》中的闻韵高叹道：“当此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老夫子系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闲情逸致！”更有人作对联讽刺说：
翁叔平两番访鹤；
吴清卿一味吹牛。
完全把他同“前清流”大将，时任湖南巡抚，自请出征辽东，得翁支持，带着大批金石字画和一枚“度辽将军”汉印上前线，又在田庄台大败而逃的吴大一块儿嘲笑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乐章，是仿效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议者为林则徐、魏源，推行者为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一线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具体操作者多为捐纳出身的商人买办。中枢虽有慈禧太后、奕的支持，却未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怀，甚至为羽毛洁白的士大夫所不齿。这就造成新旧嬗递的年代，思想界与操作层的完全断裂。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大谈经世致用，其实也不过是清谈而已。实在说来，仅凭嘴上“爱国”，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平天下，确是于事无补。但仅重视器物层面的变革，而不注重人格精神的培养，依然驱使不了器物。在洋务官员和清流士大夫这样两大对垒阵营的折冲较量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后知后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从小在欧洲留学，精通多种外语，又在张之洞身边做了约二十年幕僚，被认为是清末民初有名“怪人”的辜鸿铭，1910年用英语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逸事》（TheStoryofAChinaOxfordMovement）。他在书中将“清流”比作19世纪30年代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发起的反对宗教中的新教倾向、主张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的“牛津运动”，称其为传统的儒学反对西方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保守主义思潮，宗旨是“号召全国遵照孔子的教义生活得更为严格”。尽管他将北京的翰林院比作牛津大学有点儿不伦不类，但他在宣统二年即对“清流”进行中外文化学上的比较研究，还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他坦承“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中国的帕莫斯顿勋爵”，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清流”，“是我们队伍中唯一的仍然绝对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人，相信中国的文明会战胜欧洲的进步和新知思想。”这就把“清流”的指导思想和局限性概括得十分明确了。在“清流”大盛的年代，辜鸿铭其实并未被人当作“清流”，但到1928年，他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依然拖着细细的辫子，倒使人对这位老夫子刮目相看。
翁同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
法的按钮时，翁同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13日，皇帝命于６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14日中午，翁同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15日是翁同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