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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3）
马路古香阁告白这本售价洋二角的小书，已经成为特价书了。德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证明一件事很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材料，但要证伪却不难，因为往往只要一两条材料就够了。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做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原始史料。康有为为什么要杜撰出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呢？这要从中国官场制度和知识分子入仕之途说起。作为一个想有作为却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的出路，唯有先通过科举改变地位和身份，然后顺着官场的阶梯慢慢地攀援而上，直至熬到一定地位，再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布衣晋身卿相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北宋汪洙所撰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科举制度尽管为平民入仕打开了一扇门扉，而整个官场，却沿循着资历等级、逢迎阿谀、明哲保身等原则，来消磨人的意志和锋芒，待到位极人臣，往往已经没有办事的魄力了。清代有人作《一剪梅》四首，讽刺官场弊端：
其一
仕途钻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
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
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
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
无灾无难到三公，
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
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虽是戏谑文字，却把为官之道揭露了个淋漓尽致。这种弊端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反映的是整个官场的集体堕落。到了清代，中国的封建专制已极臻完善，根本不允许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家和政治反对派。所有的政策只能由皇帝来决定，所有的争端只能由皇帝来裁决。而一切有思想有见解的高级官员，也只有在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或特许后，才谨慎地发表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见解，并且还要时时忧讥畏谗，以免遭遇不测。于是，一方面是专横的皇权统治，皇帝对于他所发现的一切腐败和弊端，采用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官场对于底下发生的一切问题，能掩盖的就竭力掩盖，后任对前任的亏空，能弥缝的都竭力弥缝。面对一个同乡、同年、师生、姻亲及其他种种利害关系编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官僚利益集团，谁又能保证自己将来不碰到在历史上，使用伪造照片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著名事件，是1907年“丁未政潮”中，粤人蔡乃煌将伪造的两广总督尚书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合影（或说与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单独合影），通过李莲英进呈慈禧太后，袁世凯遂达到扳倒岑春煊之目的，蔡乃煌则得上海道台之肥缺。慈禧太后不知照相是可以拼接的，所以上了大当。但在时尚人士中，这却不是新奇的秘密。再往前追溯二十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以马建忠为总办，沈能虎副之。马为倾轧，伪造沈与妓女合影照片密呈李鸿章，李鸿章见沈能虎，斥责之，沈当场不敢辩解，回头告诉旁人：“苟以傅相（李鸿章）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一时传为笑柄。
1916年5月22日，蔡乃煌在广州被龙济光、岑春煊逮捕枪毙。罪名曰：“蔡乃煌无罪可科，国人皆曰可杀。”这也是中国司法史上最别开生面的判决词了。
什么麻烦呢？对于这种末世的悲哀，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但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龚自珍只能写诗作文含蓄地批评一下；曾国藩在他没有手握实权拥兵自重之前，也仅仅只在咸丰帝登基时，应诏说了一次，其余时间，依然坚奉“沉默是金”为圭臬。
康有为的风格作派就完全不同了。他到北京后，双管齐下，一面入仕，一面从政，办媒体、兴学会，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成为不依附自己官员身份的职业政治家。这是晚清政治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兴起。毕竟时代在变。腐朽沉闷的中国社会快要走到尽头，确实需要冲击一下了。康有为应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那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表演起来驾轻就熟，四两拨千斤，不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我甚至隐隐觉得，他在起草上书时，就已经准备拿到上海去出版，而不是送到都察院递交的。有没有真正上过书，在他看来并不重要。他是极富想象力的，三年以后，他还策划了鼓动言官入大内乾清门伏阙痛哭，以请变法的表演，尽管没有实现，但同样显示出他所刻意追求的轰动效应，使人想起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二百二十九名京官为反对以旁支入承大统的嘉靖皇帝尊本生父献王为皇考的“大礼议”时，在左顺门伏阙力争的往事。而松筠庵，正对他的胃口。据说康有为就是坐在谏草堂里起草万言书的，他是否觉得自己很像杨继盛？他行事从不“中庸”，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怪不得翁同在向光绪皇帝举荐他之后，又说他“居心叵测”，阅历丰富的翁同显然没有看错。在封建时代，评品士大夫的操行是有严格标准的，我们今天可以不从道德的角度去评论康有为在宣传“公车上书”时的所作所为，但不能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登台亮相的第一幕演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于是我又想起了杨继盛。杨死后七年，严嵩方败。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4）
又越五年，才获昭雪。也就是说，他至少先行了时代七年。杨继盛是君子，他怎么想就怎么说，耿直、刚毅、愚忠，不回避责任、不玩政治游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了皇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品行，容易为士大夫甚至统治者接受。假如文学家艺术家多编些戏文的话，他今天的知名度应当在海瑞之上。与其对比，康有为无疑更是先知，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行动，大大领先于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也大大超重于杨继盛。但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极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他天生就把现代政治家的阳和阴、优点和缺点、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公开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史上还可举出数位，他们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场的关注。他们是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历史在他们手里，总是发出灿烂的光彩。在没有光彩的时候，他们还会营造出光彩，召唤着追随者一同前进。于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装没有看见。不是一两句结论，就可以概括历史上的许多复杂事件。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是否应当对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呢？你所回避的消极面，对于民国以后的社会政治，对于后来许许多多期望从政以改造社会的善良知识分子，究竟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订
附记
拙著《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我在网上读到孤云的文章“偶像的黄昏”，接着是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的文史小语“孙中山、梁启超的‘自白’”（《羊城晚报》2003年1月27日），都同意我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考证。袁教授指出，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1996年，姜鸣在上海出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其中“莫谈时事逞英雄”提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历史上没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伪造。姜鸣以大量史实论证这是欺人之谈。梁氏所谓“将真迹放大”，原来如此。
我也读到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的批评。汤文“公车上书答客问”先发表于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后又收录于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修订本）。惟汤文举各地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约为例，得出结论“怀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说甲午战后没有‘公车上书’，似欠妥当”，令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说的是，当时确有大批公车上书，都察院并不拒收公车上书，但康有为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不存在。这个观点，汤先生其实并没有找到史料予以反驳。
去年，茅海建教授以其大作《“公车上书”考证补》手稿见示。茅海建运用大量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