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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怪僻是个人习惯，但康有为的怪僻更表现为他的极端固执，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狭隘和不成熟，也注定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滩暗礁走向胜利。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代，在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领导改革走向胜利的领袖人物的时候，却无人足以担此重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康有为看作变法的策动者，把光绪帝看作变法的支持者，把慈禧太后看作变法的反对者。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其实来源于康有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和后人对康有为之说的轻信。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康有为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进行政治宣传和历史回忆的时候，康有为是很不尊重事实且又擅长吹牛造假的。但学者们出于种种善良的考虑，没有对康有为的作伪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专业论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中，反而为他隐讳，结果又造成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叙述的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和读者的不幸。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应当承认：作为改革思想先驱，康有为提出的整体变法主张，在最初实施时，其实是获得皇帝和太后共同支持的。皇帝颁布改官制、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设邮政、裁军练兵等措施，事先全都征得太后同意。从宫闱的角度论，慈禧不算是个有懿德的贤后，但在治国上，她还是个通达的女人，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必须变法以求生存的客观形势，她也了解。她不搞“引蛇出洞”，明明不同意的事也先同意，让维新派表演一番再来收拾。当然，对于变法，她的认同是有界限的。康有为引入的立宪法、开国会等激进的西方政治主张，她就不能接受，但皇帝同样也未必会接受。所以光绪和太后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并无本质区别。过于贬斥她反对变法，并不符合实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
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可是太后和光绪帝之间，却有权力之争，也就是对治国的大政方针竟谁最后说了算的问题。三十多年间两度垂帘听政，使太后成为实际上的女主。光绪亲政后，她名义上退居二线，但她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权力的能力，使得本非皇位继承人，又从小在她监护下成长起来的光绪依然有名无实。当光绪感到痛苦，想通过变法向太后索回权力以“独振乾纲”的时候，这种斗争就变得激烈和残酷。光绪发现，他身边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人们以为，皇帝的班底就是“帝党”，领衔者为翁同，其实不然。翁是书生，不是权臣。说他想藉帝师的声势主持朝政升大学士则有之，说他为皇帝为自己在政治上勃兴而与太后争权则未必。——当时所有高级官员，即便彼此在政见上有重大分歧，却都懂得把太后伺候好，尽量不卷入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纷争，久居官场的翁同，又岂会引导皇帝去与太后搏击？时人说他“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可见晚清政坛上未必有真正可靠的“帝党”，光绪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孤家寡人。
1898年春夏之际，光绪帝亲政有十年了。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割台赔款的屈辱，经历了德国强租胶州湾和俄国强租旅顺口事件，中国的国运越来越坏。光绪帝强烈地想要有所作为。他开始起用新人。康有为以其炽热的变法言辞吸引了光绪的注意。康是想通过依附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介入，使帝后关系中大大地增加了复杂的因素。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拒绝转递该部主事王照建议皇帝奉太后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访问第一站的奏折。公开的理由是日本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和李鸿章在日本都曾遇刺，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显然是对本部下属这种耸人听闻、标新立异的主张不以为然。光绪认为二人阻挠言路，将他们连同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而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四级，以示激励，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
这事极大地象征了光绪帝广开言路、起用新人的变法决心，也是他借题发挥，为自己树威的一个举措。但处理过严，于法无当，激起老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太后感到了皇帝隐隐发来的攻击力量，她对光绪变法的支持，在干部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转捩。此时主政的大臣，总体上都具有洋务倾向。毕竟已是19世纪末叶了，积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对于世界大事也有所了解，只是观念还比较保守，要他们拿出新思路也比较困难。但冲突的真正焦点在于，皇帝驱使不惯这批老于世故的官僚，注定要搞自己
的班底，而大臣们看不惯康有为和一批资历尚浅的后进，觉得小臣的得势预示着自己的没落。变法图强的宏愿最终变为纠缠不清的人事纷争，从太后与皇帝的权力再分配传递为老臣和小臣的权力再分配。
带着情绪，军机大臣荣禄曾对人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这种想法，对其他感到大权旁落的枢臣，是极易得到共鸣的。而康有为认定老臣必然是改革的阻力，当面向荣禄发出挑战说：“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双方如此杀气腾腾，矛盾又怎么会不激化呢？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阅世空有后死身（3）
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请安，并向太后请示开懋勤殿以议新政之事。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同治年以后，一直空关着。康有为授意宋伯鲁、徐致靖、王照上折，呼吁仿照康熙、乾隆、咸丰三朝事例，开懋勤殿，选一批“通国英才”如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黄遵宪等通达时务者和外国政治专家在此办公，日夕讨论，以做皇帝的顾问。也就是把维新变法以来实际上依然无法接近光绪的康有为、梁启超送进宫去（至于皇帝选择谁进入懋勤殿辅佐自己则是另外一回事）。富有政治经验的慈禧一眼看出这是维新党人在建立制度局、议政处的设想被否决后，藉祖宗成法打压当权元老的新举措，当即对光绪处理礼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恐怕是变法以来光绪帝十二次上颐和园请示懿旨第一次听到太后的反对意见。所以他感觉不好，次日在召见军机章京杨锐时，发出如下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密诏反映出光绪在观念上激进而在行动上受到太后掣肘时的焦虑。但并不是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咨询“良策”，而不是授权救援行动，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后来康有为在流亡中，篡改密诏，欺骗外国人和华侨，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这就面目全非了。他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真正使康有为感到惊讶的是，17日光绪帝明发了一道上谕，促其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这道上谕的真实含义是很费思量的。按康的说法，这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递折请太后训政，皇帝感到形势紧迫，为了保护他而公开示警。但排比日期发现，杨氏奏折要到18日才递，17日并无征象表明局势会有大的变化。因此亦有人理解为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一种妥协；或是光绪在慈禧太后压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光绪对康有为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康在变法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