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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加上那几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来访华，皇帝预定20日在宫中接见他，一些大臣谣传皇帝欲聘他为懋勤殿的改革顾问，从而以外国人来压太后，这都触犯了她的大忌，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就凭这些，足以使得太后翻脸，暂时放下她对维新的支持，甚至借用维新派的人头，来恐吓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于是老太太也准备发动一场政变，从皇帝手中收回最高权力。
19日白天，康有为试图争取英国公使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支持，没有成功。他手里所有的牌全都打光了。傍晚，太后从颐和园回到宫中。她宣布此后新章京所签拟的各项文件，都要交她先看。这样一条规定，就使皇帝扶植自己羽翼的努力轻而易举地失败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光绪命杨锐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其工作职责只是处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务条陈，拟写签语以便皇帝阅读，并不接触更不替代原先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处理的日常朝臣奏折业务。刘光第、谭嗣同从入值起到被捕止，甚至没有机会见到光绪。康有为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说四章京“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实伴食而已”，故意夸张他们的权限，也使后人对于当时中枢的权力结构产生误解。当然，即便四章京的实际权力不大，慈禧太后此时仍作限制和防范；光绪天性懦弱，本来就没有采用政变方式来处置太后的打算；康有为虽然已到不惑之年，但在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上，只有“扶皇帝登午门”，或皇帝在阅兵时“驰入”袁世凯营中、下诏命袁诛贼臣之类程式，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一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20日这天在平静中度过。早晨，皇帝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时，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与此同时，皇帝接见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活动进行之际，太后的影子始终就在皇帝的身边。由此可知，所谓袁世凯当晚向直隶总督荣禄出卖维新党人，荣禄又连夜赶赴颐和园报告之类说法，都是蛇足，可不必再论。21日太后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限三日具奏。同日荣禄进京。27日，慈禧太后召见荣禄。据当时担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回忆，28日清晨，御前大臣庆亲王奕特在家中密嘱他和工部司官铁良代表其参与审讯，同办案官员商量设法解脱杨锐、刘光第。这说明连庆王都未闻政变之说，而且已接到一些方面的营救请求，开始做疏通工作。假若此时听说谋害太后的“大逆案”，他是决不会插手营救的。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阅世空有后死身（5）
约９时，陈、铁出庆王府。旋闻早晨某京堂封奏，请勿庸审讯，即由军机大臣刚毅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六人一体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者，史称“戊戌六君子”。人们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是告了密的。即便政变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还是把有关情况泄露给了荣禄。问题在于，他回到天津时，尚不知道太后会在次日重新训政。根据常识，训政之后的告密，在太后看来，虽然也属揭发，但更是大势所趋下的“坦白”。坦白固然欢迎，未必会被认同，反而会归入“脚踩两只船”、“首鼠两端”的另册。袁世凯日后的境遇是
受到信任和提拔，则他的告密应当在训政之前。比如袁世凯戊戌日记里就没有交代他19日的动向，而这也正是他获悉了康有为政变计划后的第一个白天，他去见过什么人呢？有人判断袁在20日回津之后即向荣禄汇报，22日通过杨崇伊将消息从天津带回北京，23日告知慈禧太后，但这种推论没有史料支持，而在24日捕拿新党人物时，也没有将谭嗣同特别列出，谭在抓人谕旨中的排名，位居四章京第三，不过是作为新党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难道这个告密直到27日才由荣禄当面报告太后吗？这似乎能解释迟至29日，上谕中出现了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没有细节，也没有涉及到谭嗣同。近百年来，人们翻遍了故宫档案，迄今没有找到一件关于此案的人证物证，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袁世凯何以得到宠信的缘由。或说在政变后的某天，消息才传到北京，京津道上，往来之人固然很多，与太后取得联系的中转渠道，可能会是庆王，但我从常识推测，假如庆王听说了围园劫后的“大逆案”，又岂能分清谁是真正的参与者，28日他敢布置人开脱杨锐、刘光第？
其实杨锐是张之洞的人，而非康党人物。他在入值后的私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就是一个证明。而张之洞在听说杨锐被捕后，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要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指出杨与康党无涉，是另一个证明。杨锐死后，盛昱作《杜鹃行哀杨生也》。诗中有“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茂陵遗稿分明在，异论篇篇血泪痕”之句，说的都是当时熟悉内情的士大夫的看法。这些旁证，使我产生一个疑团：光绪的密诏为何在他手中从15日压到18日？这期间，杨锐是否对皇帝密诏提出的问题已有建言，比如赶走康有为换取太后的谅解，所以他要看一下皇帝的态度，直至见到17日的明发上谕，他才把诏书抄给林旭。同时，他似乎也应当对朝中大臣有所沟通和作出铺垫。让大老们确定他与康党的区别。他有没有向谁泄露过这封密诏？此类猜测还可以提出许多。经过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戊戌政变的种种细节，有的开始澄清，有的依然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正是历史研究永远吸引后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还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探究事实真相。当然，有些真相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了。北半截胡同的北口外，是著名的菜市口，清朝著名的行刑地。那天我出了浏阳会馆后，在菜市口流连了许久。菜市口地处宣南的交通要冲，当年就很热闹。史书记载菜市口刑场“东至铁门（胡同）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亦由东向西顺序斩决”。这是一种严酷的治术。而那时的居民，并不因为挨近刑场而感到晦气，大家都愿意观赏杀头的红差。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的浩瀚人物中，谭嗣同是我景仰的英雄。他是在这里死的。谭嗣同一直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个亦儒亦侠的传奇人物。但从前些年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纪》中，我们获知谭嗣同其实并不支持康氏搞政变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思路。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局势恶化之后，康有为走避了，梁启超走避了，他却和林旭相约不走。站在过街天桥之下，我不由默念起谭嗣同的著名遗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多么高尚的气节和献身精神！在一同殉难者中，林旭是前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孙女婿（沈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个激进的青年才子，死时年仅23岁。林夫人闻其死讯，亦自杀殉夫。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在改革观念上更趋持重。但临危受命，正气浩然，目击者说他就刑之时，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遇难后，尸身不倒，观者惊叹，皆焚香罗拜。他的嗣子，伏尸痛哭一日一夜而亡。更有御史杨深秀，在慈禧重新训政，朝中形势突变，维新言论万马齐喑，大小官员正准备调整自己立场倾向的9月23日，上奏诘问光绪被废原因，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这份梗直和勇气，令我肃然起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继续探讨，为变革流血牺牲的烈士却是不可轻慢，更不可以忘却的。“戊戌六君子”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的仁人志士，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如今菜市口的丁字路口，飞架着一座过街天桥。宽敞的马路上，车流和人流匆匆来往。路东，当年监斩官歇脚并代为保管杀头砍刀的鹤年堂药店早已迁到路西，原址改为百货商场，喇叭里正播放着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时代曲《蔷薇蔷薇处处开》。关太太告诉过我：从前鹤年堂是有权用死囚的颈血作人血馒头入药的。此说使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夏瑜和华老栓。中医是种古老的医术，但有许多奇怪的药引和偏方。为什么会想到人血呢？我不明白。谭嗣同也是想到血的。大约，在最古老最神秘的祭祀仪式中，血是巫师手中祈祷胜利与祥和的象征。
％％％附记一
在完成本文之后，我于1996年3月8日，利用去京开会之便，重访宣南，为本书补拍一些历史照片。在原南海会馆，我得知关胜勋先生已在几年前作古，关太太被送入敬老院。汗漫舫的门紧锁着，大杂院显得更为破落。一位邻居妇女正色地告诉我：这里属于私人住家，是不能拍照的。而更多的人，以为我是房产商，纷纷向我打听动迁的消息。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找到有钱的开发商，快把这旧房子拆了吧。
1996年记
％％％附记二
2003年12月，我再次踏访宣南。今非昔比，从前破旧的城区，造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