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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二次大战前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之父)的电报中,提到谣传李鸿章“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日本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也记载孙中山当时曾告诉说,卜力想在“两广独立”后,用孙来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个中的情节也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但毕竟提醒我们对于政治、对于李鸿章的许多新理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他对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近代中外关系涉及到整个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不是“我不要你来,你就不该来”之类简单的结论便可概括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导致在19、20世纪交替之时民族排外情绪的总爆发,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庚子之役却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各国的一次宣战,一次以极为情绪化戏剧化的挑逗开始,而以极为悲惨结局告终的民族灾难。
签完和约后,李鸿章也精殚力竭了。两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西跨院那间北屋时,李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维新思想家、当年被李鸿章派往英国留学海军的严复,更作挽联曰:
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半生名节(5)
严复显然是同情李鸿章的。他以为,当初李鸿章办洋务办海军,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来也不会有甲午、庚子的惨败。反过来,到了敌军兵临城下之际,李鸿章不出来主持和议,收拾残局,则士大夫又要攻击他为保名节而误国。
做官实在是很难的。从日本议和回国后,有人曾劝李鸿章引退,他却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便是表达了他的心迹。这种心迹,后人可能难以想象,但挽联所反映的观点,却是当时的实情。
著名戏曲作家、梅兰芳剧目的主要撰写者齐如山先生曾是同文馆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讲到了那会儿北京人的心绪:
当义和团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即李鸿章)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得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各国军队进京后,……(旗人)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他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在小饭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
呜呼!可怜的旗人。他们在认定“汉奸”和“救星”时,就和今天沪、深股市中擅长多空互翻的短线客一样,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
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露天茶座聚集的人群1990年2月底,我藉去京出差之便,重访贤良寺,想给王懋章老人拍一张照片。溶溶月色下,看到的是瓦砾遍地,整个金鱼胡同与冰盏胡同连成一片空地了。再往东看,昔日清朝海军衙门和神机营衙门的旧址上,耸立起富丽辉煌的王府饭店。人们说,这是北京最高级的饭店。
5月10日,我写的散文《踏访贤良寺》在《解放日报》上刊出。不久,报馆转来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工程系沈嘉猷先生的大函,告之他与王懋章老人是失去联系多年的老同事、老同乡,想知道老人的联系地址。我不知王老先生现迁何处,但在采访本中记有他侄子的工作单位,便复信请他去查询一下,也不知道找到没有。
如今,贤良寺的旧址上又盖起了校尉小学的新校舍,一幢白色釉面砖贴面的四层楼建筑物,由艺术家韩美林题写校名。学校东首,还留有贤良寺的几间旧屋,由北京市包装装潢工业联合公司及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包装设计委员会占用。校舍西侧底层,从前西跨院的位置,学校破墙开店,承包给了一家叫做“蓉府酒楼”的餐厅,兼营川菜和粤菜。吧台上陈放着北京餐馆不多见的用酒浸泡着金、银环蛇和蛤蚧的大玻璃瓶。服务员都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从经营者到就餐者,肯定都不知道这段曲折的历史,甚至不知李鸿章为何许人了。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1)
秋风宝剑孤臣泪——访李鸿章墓地
踏访驱车出合肥城区,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东乡大兴集。在合肥钢厂的围墙边,朋友叫开了关闭着的铁门,带我走进一个荒芜的院落。没有料到,在高大的烟囱和轧钢车间厂房旁,就是我想探访的李鸿章墓地。三开间的享堂正门,只有柱子和山墙,南北侧既无墙垣,更无门窗,一片凄凉的景象。享堂所在的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因为前些年做过钢厂幼
儿园,侥幸地保留下建筑的基本轮廓。享堂院子里,栽有两株广玉兰。广玉兰是南方树种,在安徽本不多见。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向淮军参战有功大员赏赐了一批广玉兰,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眼前的广玉兰,一株略小,是后来补种的;另一株长得高大参天,正是当年御赐的原物。院子里,荒芜的杂草中,横卧着两块截断的李鸿章神道碑。冬日的上午,阴霾的天空没有阳光,我的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鸿章临终的场景。
临终李鸿章病逝于1901年11月7日,此时,距他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恰好三个月。签约前两天,李鸿章得了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他是扶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签约的。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呈现出风烛残年的衰颓景象。持续一年极为艰难和屈辱的议和谈判,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而签约之后,与俄国谈判从东三省撤退俄军的方案久拖不能定局,更使他焦虑万分。10月30日,李鸿章去俄国使馆谈判,回来后病情加重。当夜,李鸿章
胃部血管破裂,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血块。急请德国、美国大夫治疗,安排药剂和鸡汤、牛奶、米汤、锅巴粥等流质食物。根据身边幕僚记录,11月1日,病人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5日,病情似乎更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6日早晨,病情忽然转重。当他的老部下,直隶布政使周馥闻讯赶到贤良寺的时候,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两目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