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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比农民工还低？
谢泽宪：工伤受伤者这个群体可能多是刚刚进城，没有技术，年龄又小，资历又比较浅的人。因为工资水平跟他的技能水平和岗位相关。那些容易受伤的人普遍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缺乏城市阅历和工作经验，学历可能也比较低。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工伤事故频发的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很多在国外被淘汰的机器设备却被珠三角“引”了进来。据媒体报道，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发现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此外，工人缺乏技术培训、仓促上岗，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珠三角地区工作一年内就发生工伤的占75％。其中，新上岗仅一个月就发生工伤的占14。8％，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31。1％，上岗一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29。2％。工伤发生最多的行业是五金（32。3％）、家具（13。1％）、电子（8。1％）和建筑业（5％）。40多岁的老王，刚从湖南老家来广州打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惨剧。子墨：您伤到哪儿了？
老王：手指。
子墨：怎么伤的？
老王：我做皮带的插扣。两个指头被铡断，剩下三个。
子墨：受伤的一刹那，心里怎么想？
老王：什么也没想，疼得要死。
子墨：之前做过这样的工作吗？
老王：没有。
子墨：这份工做了多久？
老王：十多天。
子墨：之前有人给你做过培训吗？
老王：没有，只是跟着做熟的工人做了几天。
子墨：您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老王：12个小时。
子墨：一周几天？
老王：7天。
子墨：有休息的时候吗？
老王：没有。
子墨：您知不知道这超过了法定劳动时间？
老王：不清楚。只有停电的时候，放假一天，不停电就天天做。
子墨：每月能挣多少钱？
老王：三四百块，没多少钱。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报告显示，66。3％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18小时。超过五成的打工者经常加班，加班的时间最短1小时，最长8小时。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谢泽宪：工人很累，长时间工作，经常加班，几乎没有星期天。不休息，机器也会出故障，何况是人。劳累容易走神。
子墨：您调查的工伤者一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谢泽宪：一周7天，每天12个小时以上。
子墨：这跟《劳动法》是冲突的啊。
谢泽宪：《劳动法》管不住。
子墨：难道工人没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吗？
谢泽宪：你不干，只能走。实际上只要进了厂，要走都难，老板不让你辞工，厂方押着你的钱和身份证。比如你干了俩月，他不给你钱，走的话，俩月就白干了。所以工人也怕辛苦挣的钱到不了手。工厂老板完全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很不道德、很卑劣。现在整个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像走马灯一样，留不住人。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不但没有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和血腥。加上一些政府官员与投资者的利益关系，使当地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使越来越多的民工选择抛弃珠三角。2004年开始，广东的“民工荒”现象有增无减，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缺位。无论是企业老板对于企业文化，还是当地官员对于人权维护，抑或是劳工的自我维护，都显得粗陋和短视。人们只认钱，不认别的。文化的缺位，使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子墨：工伤这么频繁，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谢泽宪：珠三角地区很多小企业的老板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没有办工厂、办企业的经历，管理素质低下。工人自身也有问题，从农村青年到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帮他，靠他自己，靠他用生命、血肉、痛苦完成这样一种不合理的、悲惨的转型，代价非常大。
子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
谢泽宪：为什么要是农民工？为什么不是全国每个人都付出？为什么你不付出，他应该付出？为什么大家都熟视无睹，觉得这种付出是应该的？为什么替工人打官司的律师那么少？全国只有不到10％的律师帮工人打官司，90％的律师都去帮富人打官司了，因为工人根本付不起钱。当然这里的“工人”还要打引号，我叫他们“泥领工人”，他们甚至连“蓝领工人”都不是，农不农、工不工、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我觉得把他们当工具不符合和谐社会的构想。
子墨：工人受伤之后能得到医疗救治吗？
谢泽宪：按我的判断，绝大部分人得到了基本的医疗救治。
子墨：什么是基本医疗救治？
谢泽宪：就是及时把你送到医院，然后治疗，然后出院。
子墨：医疗费谁付？
谢泽宪：如果企业给工人买了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是保险公司付70％，老板付30％。如果没买保险，所有费用都由企业自己出。
子墨：如果老板不付钱，医院会给他们救治吗？
谢泽宪：肯定不会。
子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谢泽宪：只能出院。发生工伤事故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比率高达53。9％，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工伤率位居第二，占37％。而在这些工伤高发的企业里，超过六成的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八成以上的企业根本不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20。3％，减发工资的占16。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24。5％和38。5％。子墨：工人上班之前会签一份对工伤有所保障的合同吗？
谢泽宪：60％以上的人没有合同。就算签了合同，也不会牵扯到工伤问题，老板会回避这些问题。
子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签合同就开始工作了？
谢泽宪：主要是因为劳动力过剩。一个工人当着我面说，他所在的那个厂天天招工。为什么？因为老板不怕招不到工人。他说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脚的工人到处都是。工人的生存状况与劳动力过剩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保证，如果社会力量不介入的话，他们为了生存会迫不得已，即便是火坑也要往里跳，根本不能保证自己的尊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伤事故最严重的国家。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级司法、执法部门加大了劳动监察力度，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法律援助等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但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还远远没有构成一张强大的、真正能够保障工人利益的保护网。伤残工人的命运不仅悲惨，而且无助。
“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的调查显示，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还显得不足。没有人、没有机构告诉他们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益，将近80％的工伤者根本不了解伤后如何获得相应的赔偿。很多企业对因工致伤致残者弃之如敝履。就算少数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他们又面临着工伤鉴定举证困难、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繁琐、司法程序漫长等诸多具体问题，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子墨：有工伤者公开要求赔偿的吗？
谢泽宪：有，但据我了解，公开提出赔偿的比率不高，而且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赔偿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得通。受伤的工人没钱，没自信，没精力，没时间——打官司是要时间的，而且缺乏法律信息，不知道去哪里讨公道，不知道谁能管这个事。他们本身就处在危机中，还得靠自己处理好危机，他们有这个能力吗？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是需要很高成本的，他要衡量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是否能支付得起。有的官司虽然非常艰难地打赢了，但是老板不给钱，执法更难。
子墨：工伤这么频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谢泽宪：这涉及整个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工伤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尽管中国的劳动力过剩，但劳动力也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它的宝贵性超过水资源、油资源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人是追求价值、追求意义的群居动物，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自存活。目前这个群体面临的却是这种状况，这会影响到整个人群的生存。很简单的道理，所有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如果我们不爱惜人、不珍惜人，我们还能珍惜什么？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园区一片繁荣。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医院的手外科同样是一幅忙碌景象。在互联网上搜索断指医院，可以得到近千条介绍，绝大多数都位于珠三角。其实内地医院也有手外科，但大多设在骨科中，单独设科的极为少见。而在珠三角，甚至连小城镇的医院都设有专门的手外科门诊。虽然从医疗技术上说，算不上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这里却是全国领先。手外伤的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