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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上说，算不上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这里却是全国领先。手外伤的诊治量太大，当然临床经验丰富。
在一家比较擅长治疗手外伤的医院里，病房、走廊、楼梯口……甚至连护士站里都躺满了病人。据说医院平均每天收治10例左右的工伤者，而因为床位有限和医疗费的问题，每一个手指移植或截肢的工伤者平均的住院治疗周期仅为两周。20多岁的小武来自贵州，一周前他的左臂在医院接受了截肢手术。子墨：你受的是什么伤？
小武：电伤。钢筋不小心触电，我被电伤了。
子墨：小臂完全截肢吗？
小武：是电熟了。腿上也有伤，皮肤被电熟了，现在要植皮回来。
子墨：你从事什么工种？
小武：建筑。
子墨：发生这样的事故是自己不小心还是其他原因？
小武：是我不小心。我不知道外面有一条高压电线在那儿。
子墨：做这份工有多长时间了？
小武：两三年。
子墨：之前受过工伤吗？
小武：受过，曾经从楼上摔下来过。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他们怀着希望进入城市，辛苦的付出不仅没能改变命运，反而要拖着伤残的躯体返回农村。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携裹着残弱者的血和泪。工伤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迟早会演变成为外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演变成不可小视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正义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子墨：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手臂和腿将来会怎样？
小武：说以后装个假手，腿不一定能正常走路。
子墨：那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
小武：已经变成残废了。
子墨：想没想过以后生活怎么办？
小武：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反正有吃就吃，没饭吃自己再想办法。
子墨：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挣钱，能依靠谁呢？
小武：依靠爸爸妈妈，以后他们不在了，我不知道靠谁。
子墨：爸爸妈妈多大年纪？
小武：60多了。
子墨：他们做什么呢？
小武：种田。
子墨：你受伤以后爸妈怎么说？
小武：爸爸说我用手吃饭都难。
子墨点评： 中山大学的曾飞洋教授曾经估算过，在珠三角地区每年发生的工伤断指事故大概是30000起，其中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大约是40000根。40000根手指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它充分反映了工伤已经成为了珠三角的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高速发展的GDP曾经一度掩盖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愿在未来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不要再以民工数以万计的手指来作为代价。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当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于是，未成年的学生暑期工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活跃于厂房、车间，怀着锻炼自己或赚取生活费的目的走进工厂，却往往遭遇劳动强度过大、不签劳动合同、被中介公司欺骗等问题。刚刚满16岁的梁晓雯就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6月24日晚，初中毕业考试刚刚结束，梁晓雯就登上开往广东东莞的班车。她打算利用暑假打工，为自己上高中攒点学费。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事也没有跟家里任何人提起。直到6月26日，她进入东莞普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塑胶厂上班后，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梁平（梁晓雯父亲）：她把到工厂打工的事情跟我说了。我说，你怎么这个年龄去打工，你又没身份证，都不够打工年龄。她说，没关系，是学校带队的，有个老师在那里，叫我放心。梁晓雯家住广东省茂名市，是该市第11中学的学生。父亲梁平1996年因为一场意外，下肢瘫痪，家里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全家经济靠母亲谭月华每月打零工挣来的200多元支撑。由于家里困难，梁平把女儿梁晓雯送到了哥哥家寄养，只有周末才跟女儿见上一面。梁平：她很懂事，在家里经常安慰我。她让弟弟用功读书，说家里穷，你要努力读书考大学，我读完高中能考上大学就读，考不上就出去打工，供你读大学。和梁晓雯一同出去打工的还有梁春梅、梁雨萍等20多个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在当地一所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的组织下去的。据梁春梅回忆，他们进入工厂上班时，“没有培训，也没有说注意事项，就让我们直接进喷漆车间”。梁春梅被分配清洁机器零件，上白班。梁晓雯和梁雨萍负责打磨砂，上夜班。不到一个星期，梁晓雯就得了感冒。梁雨萍：有一次我看见她冲感冒冲剂喝。我问她，你的水怎么是黄色的？她说，我感冒了。
记者：她跟你说过想休息请假之类的话吗？
梁雨萍：她很勤劳的，我觉得她不会请假。梁晓雯一开始认为自己能挺过去。可是没几天，感冒就加重了，她向班长提出请假，遭到拒绝。与她一同进厂的梁春梅这时也生了病，请假休息也被拒绝。梁春梅说，他们工作的车间有很多塑胶制品，“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很难闻，喘不过气”，但也没人给他们分发口罩等劳保工具，只能慢慢适应。梁春梅：我第一次跟班长说，我病了，要去看病。他说不能请假。不给我批假。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向他请假。他说，请假可以呀，那你今天要加班，加到（晚上）11点多，没有加班费。
从最初的感冒、发烧，一直到7月7号晚上，梁晓雯全身缩成一团，差点晕倒在流水线旁。班长这时才终于批准她去休息。可是晓雯的病情却急转直下。同学们找到了带队老师龚老师，要求给晓雯看病，得到的答案是“没有钱”。他们不得不给晓雯的家人打电话。梁平：7月9号她同学打电话回来说，晓雯病重。当时我大哥的两个女儿在东莞打工，我就叫她们去厂里接晓雯。梁晓雯在家人的照顾下住进了东莞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一直高烧不退，医院也查不出原因。梁晓雯的大伯梁生此时也赶到了东莞。因为事发突然，梁家在东莞又无依无靠，承担不了昂贵的医药费。梁生想到，既然人是在工厂里生病的，那么工厂应该负起责任。子墨：晓雯当时病成什么样子了？
梁生：相当厉害，乱说话，发高烧。医药费很高。我就上工厂，见到课长，说人病得很厉害。课长说，这个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你要找老师。我找了老师。老师也说没办法，没有钱。晓雯病的时候，谁都不说一声，谁都不拿出钱来给她治病。因为交不起入院费，梁家只好在7月18日晚上10点，连夜将昏迷中的梁晓雯从东莞带回了500多千米外的茂名市人民医院。医生检查病情后，当天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时，晓雯的脑神经已经烧坏，就算能保住性命，以后也无法正常生活了。梁平：我女儿生病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她，她正在复习考试，星期天回我这儿。我跟她像平常一样聊天，叫她认真复习，把试考好。她一直没说要到那个厂去打工的事情。7月19号早上3点钟，她被接回来送到茂名医院，医生把病情一看，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梁平说女儿的身体一直很好，在学校体育比赛中还得过奖。他想不通，女儿怎么会因为在工厂里打了几天工就生病，而且一病不起。然而，从同去打工的同学嘴里，梁平才了解到，女儿在工厂里经历了怎样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超强度劳动。梁平：每天上班11小时，有时候12小时，还有夜班。这种强度，大人都承受不了，别说小孩了。一个16岁的女孩，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肯定承受不了这种超时工作。
梁春梅：操作必须站着，流水台到腰部那么高，不能坐，必须站着才能工作，很辛苦，脚底板发硬。晚上回去，经常睡到三更半夜脚抽筋，抽得很厉害。我们宿舍那些同学睡到半夜都喊“救命”，脚底很酸，很硬，又抽筋。如果你能把同床的同学叫醒，她会帮你揉揉，如果她睡得死叫不醒，你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喊吧，哭吧，因为抽筋的时候腿脚全都僵硬了，不能动，很痛苦。梁春梅上的是白班，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梁晓雯上的是夜班，比白班还辛苦。
按照学生们的说法，白班和夜班工作时间分别为：
白班时间：8时至11时20分、11时50分至16时45分、17时45分至20时20分。
夜班时间：20时20分至23时20分、24时至3时、3时20分至8时。
中间两次休息和吃饭的时间加起来最多一个半小时。如此计算，学生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1小时左右。每天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工作，学生们不仅保证不了足够的休息时间，工厂提供的饮食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体力。梁春梅：11点的时候休息一会儿，3点的时候休息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喝水的喝水，去厕所的去厕所，其他人就坐在地上。因为没有凳子，大家工作时一直站着，很累，休息的时候就坐地上。夜班更辛苦，要熬夜，困了又不能睡。我上夜班的第二天，在那儿睡了一下，就被主管骂了。吃饭是每天三菜一汤，还有饭。差不多是每天都吃斋，就只有蔬菜。有时候肉会拌着菜一起炒，不过舀给我们的时候，有时有肉，有时没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吃不饱，因为那些饭很硬，菜也很辣，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不过，饭菜我们通常不会吃太多。舀给我们的饭菜，没吃到一半就倒掉了，然后喝粥或者喝汤。最糟糕的还是恶劣的工作环境。梁平怀疑，正是工作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