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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春梅：我干了这个工作之后，就得了一些跟呼吸道有关的病，比如支气管炎、咳嗽之类的。之前是感冒，后来有一天下雨，衣服湿了，我就用那个（喷枪）吹衣服，到了中午就开始感到不舒服。
梁雨萍：我坐着都感觉头晕，有时头很痛。转为白班一个星期后才好。一起打工的同学都有点生病，宿舍另外一个上夜班的女孩也发烧，看病不能好，就不做了，回家了。一些男生也感冒过。除了超时工作、劣质的生活条件、污染的工作环境，学生们的工资和加班费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按照《劳动法》规定和东莞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每小时工资至少应该是4。12元。加班则应该是普通工资的150％，双休日加班则应该是两倍。但是，这些规定对于暑期工来说是不敢奢望的。梁春梅：我在那里干了23天，领了714块。他们这样计费的，每个小时3块，加班费另计，一小时3。75元。我们每天干8个小时正班，加班看情况，有的车间加3个小时，有的4个小时，5小时的也有，看情况而定。没有休息日，有的车间会休息，有的车间不休息，我们车间从来没有休息过，周六日也跟平时一样。我们也想休息，但我们的产量不够，不能休息，别人的产量超了，才可以休息。我们看着别人休息，自己却要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工作。
记者：雇佣学生比雇佣熟练工是不是便宜一些？
廖献文（普笙集团工厂行政课课长）：便宜？怎样讲呢，也不会便宜，算起来也差不多。不过，学生来这儿的时候刚好赶上很多工厂是旺季，淡季之后工厂也要减员，学生工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廉价的暑期工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确保了工厂利润高速增长，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也正是看中了企业的这种需求，才主动找上门来，组织学生集体来打工。然而，华南机电工程学校并非一所正规的学校，而是一家劳务中介。它自称华南机电工程学校是“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教育培训基地”，开设了机械模具、模具钳工等八个专业，但是当记者根据名片上的地址前往学校时，却发现那里只是一个大门紧锁的办公室，牌子上写着“茂名市茂南机电职业学校”。茂南区劳动局称，该学校虽然在劳动部门注册过，但招收外校暑期工的情况并没有向上报批。这一做法属于违规行为。梁平：学校说假也不假，说不假也假。怎么说呢？那个学校在茂南区注册了，但是学校就有一个办公室，没有校园，只有办公室。说是技校，根本没能教学生什么技能，就是带着学生去厂里打工，一招到学生，就带到厂里去打工。通过组织学生去工厂打工，作为中介组织的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据了解，当地介绍打工的中介费用一般一个人在80元到100元之间，除了向工厂收取管理费外，带队的老师还向学生收取中介费，甚至学生所得工资最后也要被带队老师扣掉一部分。记者：你们跟带队老师是怎么联系上的？
廖献文：不用（联系），我们哪有时间去找他们，他们一般一到每年的四五六月份就会找上门来。一般由学校老师带来的（学生工），我们都会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黑工，都有家长允许的，也不会是贩卖人口那种。如果他们有合法证件，比如劳动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我们就OK了。不可能还去查一下，我看没有哪个（企业）做得到。老师的管理费要给，他要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集中办理学生相关的手续，学生有问题还要跟他请假、协商什么的，这种管理费一个老师一个月给800块。
梁春梅：刚开始时候我们只知道是去深圳一个电子厂。去的那天晚上又改变地点，说是去东莞了。我们都说，这是不是骗人的？有些同学不相信他们。后来带队的老师说，如果去东莞，之前要交的100块介绍费现在改为80块。不过介绍费减少了20块，车费又加了5块，成了85块。一共交了165块。至于我们的工资，去的时候听了很多传言，说可能要扣伙食费，如果不扣伙食费，加班费中的7毛5就要给老师，加班费也和正班费一样了，也是3块钱。后来我问老师，我们的保底工资是多少？老师说我们没有保底工资，是厂里直接发的。去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月有824块钱工资，可是到了工厂，工资的计费又变了。我们也没有签合同，是校长帮我们签的，老师说他也没有机会看合同，合同只有校长和厂方领导人知道。
不仅没有劳动合同，有些打工学生的年龄甚至不满16周岁，属于违反国家劳动法规的“童工”。8月9日，东莞市劳动部门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全市34家企业共招用学生暑期工2000多人，其中16家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38人。与梁晓雯一起打工的梁春梅就是其中之一。梁晓雯病倒后，工厂突然在一天内将数名未满16周岁的学生辞退。记者：你们雇这些学生的时候，了解他们实际年龄吗？
廖献文：实际年龄，我大概全部看过。一般都是拿户口本复印件，因为身份证什么人都可以办，很多人换第二代身份证也比较麻烦。
梁春梅：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是1991年11月27日。听说7月之前出生的才可以去，我是11月的不能去。后来同学拿我的户口簿去照相馆改了一下，将“11”去掉“1”，这样我就可以去了。晓雯出事以后，有律师找过我们，工厂知道了，就查我们的年龄，要把我们送回去。我们说我们不想回去，因为舍不得这些同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回去，被劳动局发现了，要罚10万块，到时候老师是不会保你出来的。他这样跟我们说的。我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说不可以。我说要跟同学说“再见”，他不让。他让我们不要透露一点风声，否则出了什么事要我们自己负责。后来我就回到宿舍哭，抱着同学哭，刚想说什么，那个老师就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再说了，快收拾行李，如果慢的话，我们就搭不上车回去了，就要蹲街边了。我们当时心情很糟糕，很迷糊，就这样子被他送回去了。与晓雯相比，这些被遣送回去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仍然活着。7月27日，茂名市人民医院宣布梁晓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病毒性脑炎、呼吸麻痹、肺炎。从7月10日入院到7月27日死亡，16岁的晓雯在生命最后17天里几乎一言不发。她对病床前一遍遍呼喊自己名字的母亲说出的唯一一句话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晓雯死后一个月，梁平帮女儿领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以及打工得来的135元工资。尽管梁家对女儿突然死亡这一事实无法接受，但几经交涉，最终还是同意和学校、工厂方面达成私下和解，停止了法律程序。梁晓雯的同学梁春梅和梁雨萍，则从同伴的意外死亡中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梁雨萍：我们这个年龄，如果去做暑期工，有的人顶得住，有的人顶不住。毕竟是学生嘛，如果上夜班，肯定顶不住的。尽管家里穷，但至少有父母关爱，到了那儿，什么亲人也没有，感到很不适应。
梁春梅：有点可怕，不过经历一次也好，可以有个经验，人生难免有很多曲折道路，以后要看好才去打工。
子墨点评： 工厂的需求创造出了巨大的暑期工市场，暑期工的弱势处境和法律意识淡薄，又给了打着学校旗号的中介机构以可乘之机。乍看之下，企业、中介、暑期工，似乎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然而利益关系一旦遭受到冲击，暑期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手里不掌握任何可以和其余两方抗衡的资源，他们有的只有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穆薇，女，30岁，北京人，重度抑郁症患者。患病之前，她曾任台资公司职员、餐饮公司人事培训师，如今辞职。穆薇抑郁的时候，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某个地方，发呆，抽烟，对任何事不感兴趣，无法专注。子墨：你陷入抑郁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穆薇：我陷入抑郁状态的话，觉得就算有太阳，整个世界也是灰的。自己看不到阳光，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接触任何人。
子墨：亲人、好朋友，也不愿意见？
穆薇：对。最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谁也别理我，死活由我去。反正这种状态特别难受，我知道这是病态的，我也想爬出来，希望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把它解决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它的方法。2007年年初，穆薇开始感觉心理不适。工作中，她总觉得不如别人。阴霾的天气、正常的工作压力、上司稍显严厉的口气，甚至朋友间不经意的玩笑，都会让她神经紧张，充满不安全感。她曾试图调整自己。5月，就在这种调整还没有步入正轨时，穆薇崩溃了。她先吃了20片安眠药，发现没有太大药效，又割腕自杀。子墨：崩溃那天的情形，你记得吗？
穆薇：是5月中旬吧，北京的天阴得厉害，造成心情更不好。我总是失眠，必须靠安眠药来入睡。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正好手里剩下20片安眠药，我一口气全吃了。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又醒了过来。当时就想，哎呀，怎么没就这么睡过去啊。爬起来以后，正好看到桌上有个新买的修眉刀，拿过来就割腕。修眉刀不锋利，一下不成，太浅了，又割了好几下。
子墨：这是自然而然做出的举动吗？还是之前你也挣扎过，考虑过其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