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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洞若观火的尘世巨眼，一颗充满悲悯的人道心灵，这使他的人物——不论善恶——首先还原为不容置疑的血肉之躯。笔墨入世而超然，我们不再对人物的意义、价值感兴趣，这是因为比人物的意义、价值重要得多的内容，早已率先扑入我们的眼帘，使我们唏嘘之下无暇旁顾。
李佩甫《羊的门》（长篇小说）
如果这是一部蹩脚小说，那么书名与内容的近乎无关就是故作高深。然而这部小说相当出色，因此书名的游离状态就暗示读者，它确实莫测高深。书名取自《圣经·新约》：“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书名很难料到，这部小说写的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一个名叫呼家堡的生产大队，而书中以主自居的“我”竟是呼家堡的党支部书记呼天成。小说以令人折服的写实手法展示了半文盲呼天成如何以传统民间文化的全部狡智建立起一个集体主义的独立王国，在翻云覆雨的政治风云中四十年不倒，甚至还能呼风唤雨。这个独立王国是一个象征，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奇妙的是如此具体的写实与如此抽象的象征居然结合得天衣无缝。作者无意于做出简单化的批判，却使他的批判更为深沉而撼人心魄。读毕不得不掩卷感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必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无处不在地显示其顽强生命力。
李 敖《北京法源寺》（长篇小说）
因为一则诺贝尔童话，一向以“快意恩仇”驰名的台湾杂文家李敖先生，突然在小说界奇货可居起来。联系李敖一贯拿大的脾性，我们可以想见他志得意满的神情（他也果然毫不含糊地在第一时间就洋洋自得起来）。不过，待到真读了他的大作，却发现“李恩仇”实在没啥子可骄傲的。在我看来，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摸到。小说家的入门级功夫在于守住一个“藏”字诀，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牢牢地藏在故事、对话、场景的幕后，至于思想是否深刻，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会心阅读。然而李敖并非会家子，他竟然大施“放”字诀，一部小说，罕有人物的个性塑造，全无心理的精细打磨，整个就见他一个人厥词大放，书袋大掉。他不明白，自己赖以自豪的学问，在这里恰恰是碍手的东西。虽然有些大作家也喜欢掉书袋——如雨果就曾在《巴黎圣母院》中插入一篇字数惊人的专题论著，但抽掉其中的“修道院沿革史”，《巴黎圣母院》还在，抽掉李敖小说中的大书袋（不少伪装成对话的面目），小说也就所剩无几了。总体上看，小说结构严谨，节奏混乱，正好说明他具备学者的充分素养，欠缺艺术家的起码素质。
刘 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篇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确切地说是糟糕透顶。各式各样的苦难漩涡般朝他袭来，凑近了看，每个漩涡还都拧成上吊绳似的结子，作势要把我们球状体形的主人公勒死。当然，人类面对苦难的能耐是不可穷尽的，面对屋室逼窄、生活困顿的处境，人们总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策略，更别提我们那位嘴子特〃贫〃的张大民了。张大民的生活状况，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失普遍性，区别在于，张大民的应对方式是中国版的：中国版的忍耐与憨厚，中国版的机智与无能，再加中国版的油滑与纯良。这样，虽然读者的身份各各不同，其中不少人（比如我）从未有过张大民的倒霉经历，但并不妨碍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这正是作家刘恒的高明之处。说书般的叙述节奏，“溜肥肠儿”通俗的语言，赋予作品坚实的生活基调。关于“黑色幽默”我一直有个想法：那玩意虽然看了消闷解气，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的。在中国，“黑色幽默”所欲传达的荒谬感，本来就是我们见怪不怪的事实，犯不着劳动“黑色幽默”的大驾，作者只要据实写来就已足够。刘恒的写法，我不妨自作多情地视为对拙见的肯定。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篇小说）
这部小说甫出笼时，当年龙钟沉闷的文坛大概有种闪了一下腰的感觉。回过头来看（亦即为了写这四五百字我重读此作），就会发现作者风风火火热热辣辣莽莽撞撞的语言，更多地只剩下文物价值。对，她提供了一组全新的人物，就像荷兰球星路德·古利特曾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型，比如“在阳台上只穿着胸罩短裤练习体操”的女大学生。但这位当年也许艳惊校园的女大学生，面对今天那些“上海宝贝”，很可能就落了下风，后者显然会问，“穿着胸罩”干嘛？这表明，小说提供的人物，也是可以一下子被超越的，它们注定只能起到让人眼睛一晃的作用，而我们知道，凡是不朽的文学人物，虽然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某个时代，却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超越的。刘索拉的功绩或局限，似都集中于此。附带提一下，中国作家往往会间歇性地对某些域外小说特别过敏，特别容易产生摹仿欲和认同感，其中就包括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你别无选择》的成功背后，那位美国的稻草人小痞子，无疑构成巨大的审美背景。
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篇小说）
有人曾建议，别急着读畅销书，要读也得三年之后。因为三年之后往往发现，那本书已不值得再读了。再说买书也不同于买股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概就属这种情况。小说絮絮叨叨，说了不少饮食男女的窝囊事，看后颇能让人鼻子酸楚。所谓阅读体验也无非一声“可不是吗”。作品带点谴责小说意味，笔锋却并不犀利；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味，人道主义立场（更别提宗教性悲悯）却纤毫未露。更让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这类小说已经成了时髦：嗜痂癖般地挖掘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的小烦恼、小失意、小痛苦，却没能耐从中塑造鲜明的性格，提炼伟大的思想。结果，人民的悲情被弄成一幕幕搞笑剧，看完后的感觉和刚刚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相仿，只是一阵阵疲惫和龌龊而已。作者如果认为他就是要通过内容上的“一地鸡毛”来展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地鸡毛”，那好说，我外甥女病句连篇的作文也可以发表了，因为她就是要通过“病句连篇”来象征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症；我侄女浮夸无比的作文当然更有理由发表了，因为她显然是想通过浮词丽句来揭露社会上的虚假不实之风。
朱苏进《清晰度》（中篇小说）
读朱苏进的作品，总有读翻译小说的错觉。我指的不是语言的欧化（他没有这种爱好），而是思维、表达方式上的欧化，亦即更本质的欧化。朱苏进作品的佳处在别的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或者可以说还完全没有，在西方作家里倒比比皆是。感觉敏锐甚至超常，但又处处符合逻辑，人物的言行不论如何古怪，总仿佛具有心理学上的依据。即使我军某边防团团长“掏出鸡巴朝山下撒尿”的孟浪行为，在作者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仿佛不那么干反而不合身份似的。朱苏进小说给我的另一翻译错觉，则与南美作家有关，我指的是信息的密集饱满、文字的精光鎏亮和意象的任意游走。作者的智力优势几乎无处不在，这使他笔下的人物注定不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注定既与众不同又意味深长。他的笔墨有一股旺盛的探险家气质，在摹写凶险神秘的东南亚丛林时，我怀疑他暗中抱有与某位大师级人物斗法的野心。我不知道他的假想敌是谁，就我而言，总会本能地想起二十年前读过的一部哥伦比亚长篇小说：里维拉的《漩涡》。
沈从文《边城》（中篇小说）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先生，诚乃天纵奇才。弱冠出手，即已卓尔不群，稍长作《边城》，更是漪澜万状，莫可方物。手法之纯熟，心智之高迈，气度之雍容，无不令人目动心惊。虽然沈从文性情淡泊，素不以文学英雄的姿态示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文学圣果，却正是在他手上似无意似有意地珠结而成的。《边城》与《红楼梦》相似，均可作不同层次的阅读。湘西温婉矫健的民俗风物（民风淳朴不输《镜花缘》中之“君子国”，爱情炽烈可比西班牙之斗牛士），此第一层次；作者宅心仁厚的人道立场，此第二层次；章节行云流水的内在节奏，此第三层次；作品骨骼肌理中的东方神韵，此可谓第四层次。翠翠、祖父、渡船、傩送二老，“浑厚”的妓女，“茶峒人的歌声”等场景，让人不禁想到毛姆随笔集的一个出色译名：在中国的屏风上。“上善若水”，此言本非对小说而发，及沈从文出，世人方恍然开悟：世象之道，原来与艺术之道暗通。这是一位出神入化的智者型作家，还兼着“性情中人”的美差。话说回来，真正的智者，从来就是“性情中人”，两者严丝合缝，恰似左膀右臂。
余 华《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
重视细节的余华，最令人称道的，不是对生活的熟知或洞察，而是作品始终飞翔着想象的翅膀。他对血腥味有一定好感，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文学中领略到了节制和含蓄的真味，本能地拒绝笔墨铺张，这使他笔下的血腥味还没来得及形成暴力倾向，就及时转向审美领域了。他好像不是那种让人物引领笔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总是提早一步知道下一章将如何展开。这么做的好处是，能使作品始终从容不迫，张弛有度，不利之处则是，作品缺乏情境和心理上的紧张感。同样，作品过于迷恋含蓄，固然能轻易得到些廉价赞美，却也会使作品和人物的沉重性大打折扣，即使让许三观以不可能的方式卖血，让福贵（长篇小说《活着》中的男主角）的亲属家人一塌刮子全都死于非命，也不能拗救分毫。余华也许具备大作家的若干素质（近来人们都喜欢这么说，再加上几句弗洛伊德或柏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