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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中山是很欣赏陈炯明的。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报）据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回忆，孙中山与陈炯明一次闲谈，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的革命作风，“盖粤语常以‘狼’字喻勇猛进取也”。自然，主要还是陈炯明的治军治政的能力让孙中山不能忘。决裂之后，孙中山未尝没有想到陈炯明。北伐遇阻，乃思良将，陈军此时也还有实力。于是，经汪精卫、吴稚晖等为陈缓颊，劝孙与陈再度合作，孙同意了。但坚持一条，要陈炯明写悔过书。这是以高居人上的领袖地位对待部属不可更改的立场。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透露，“五日，钟煌可复为陈炯明求和。总统以无诚意，且言陈炯明对我，只可言悔过自首，不能言和，故不允所请。”吴稚晖是陈炯明知交，现在与汪精卫对孙重提此事。吴稚晖、汪精卫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致书陈旧部黄居素（按，黄居素曾任广东农民部长，粤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及首任中山县长，为陈亲信），劝陈与孙中山和解。吴稚晖致黄信，说孙将出师江西，请劝陈军“最好亦攻闽”。并托黄转交他的信与陈。汪信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示黄劝陈悔过。吴稚晖在其同月二十九日所写一万字的致陈炯明长信中，以其素有的滑稽突梯之文，上天下地天南海北纵横驰骋，无非说孙陈不能分离，谆劝老友和解，共陈十条献计，表示“根本观念，既已相同，一切少少牺牲，自然双方不败，即个人平昔憾恨，尽可不必调和”。结语云：“俟国事大定，永不交谈可也，拔刀决斗亦可。”汪、吴三信，相差两三天，不得孙中山默许，不能同时发信。五月十三日，陈炯明复书吴稚晖，论昔日与孙之恩怨，述自己一生抱负，含蓄表示无和解可能。其事乃寝。汪、吴、陈三信，经《陈炯明传》作者康白石于一九七五年在美觅得，载《陈炯明传》中，是可贵的史料。
不知经过如何的转还，月余以后，六月二十五日，黄居素邀孙中山代表汪精卫、廖仲恺与陈炯明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晤香港，举行谈判。廖传达孙意，坚持陈炯明写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电陈请示，陈复电拒绝，便无结果。又过三月，吴稚晖忽由香港搭小轮访陈于汕尾，同行者莫纪彭，但吴以后说，邹鲁亦与。陈候之江边，后来谈至深夜。据《陈炯明传》记述，陈吴获得协议是，大军沿江西线前进，陈军攻福建。北伐至长江后，问题自然解决。且拟好两封通电，经陈签字，吴带回广州，经孙裁可后，双方同时发出。孙陈合作北伐，看来得到协议。舟返香港途中，吴稚晖对莫纪彭说：“一生拿人家的金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业，最钜量就像陈竞存交过他港币五万元，拿到了这五万元到了巴黎办起里昂大学。万不料到两年后，大家闹到这田地哩。”（陈传载莫纪彭回忆《海丰之行》）
悔过书呢，《陈传》说陈吴之会没有提起。但是，孙中山没有忘记。据《陈传》引英国国家档案局于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外交文件（M340 R0114）所述：“吴从汕尾回来，即日上广州。这时国父已经北上督师韶关，吴先生又赶到韶关，到后在国父跟前呈阅两封通电，并陈述陈氏已经悔过，其言至诚。国父向吴先生索取悔过书，吴先生答以悔过书仍未携来。这话才出口，将身跪在国父面前，再说一句：‘我吴敬恒代陈炯明悔过。’国父自然把吴先生扶起。”孙陈合作之事终于破灭。九月二十八日，孙返广州，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见孙，也力劝与陈合作，联合讨伐曹馄、吴佩孚，孙拒绝。一纸悔过书的周折，带来历史的曲折。翌年（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北京，继之病逝协和医院。陈炯明倾诉积愤的挽联已如上述。陈军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屡战，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起，蒋军猛攻惠州城，于十月十四日攻陷，陈军最后据点瓦解，陈炯明从此倒掉了。陈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息影香港，著书立说，生活拮据凄凉，然仍关心政事，谋在海外发展中国致公党党务，并曾数次北上京津，晤段祺瑞以商联络，与章太炎等商国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晚年穷固，三餐亦有所不济，身后更是萧条之至。
陈炯明之死，吴稚晖挽以联曰：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吴稚晖在联内重提旧事，谓与孙中山地下相见，送上悔过书，关系当恢复了。恐怕，这只是他个人善良的愿望而已。以孙陈之各执己见，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吴在挽联中附有跋文，文颇长，述孙陈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为陈开脱之言。但吴也不胜惋惜悔过书事，谓为“惜此一纸书竟未成也”，暗示了陈的坚执，孙的固执。
文写竟，也许还是不明所以。想像陈炯明其人，二十年代大呼“老百姓不出，奈民治何”！其排斥党权、军权而倡民权之所为，人谓陈曰新军阀，如此军阀，亦难得矣。
二○○○年七月六日
“晚生代”小说中的“性”
？ 吴 炫
新年伊始，朋友来电，说想看看我刚写就的《论“断裂的一代”》。我就在电话里和朋友聊到了“晚生代”小说中的“性”。我想，引起批评界最多争议的，就是这一代作家大多都用一种感兴趣的态度写到“性”，以至给人无“性”不成小说的印象。朋友马上说，他不喜欢吴晨骏《梦境》这样几乎与性无关的小说，也要写到主人公在轮渡上看“趴在栏杆上屁股高高蹶起的女孩”；而西飏的《青衣花旦》，渴盼的那种“我现在看出去的女人……浑身赤裸裸的”的情境，也总是让人老不舒服。尽管小说中写到“性”，不等于就是写“性”的小说，但无论如何，朋友说，他不喜欢“晚生代”作家对“性”的欣赏态度。我素来不赞同用喜欢不喜欢、舒服不舒服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评价，于是就跟朋友说，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人手记》和纳博克夫的《洛丽塔》给我们的阅读感受都是不舒服的，但其“文学性”比很多让我们“舒服”的小说都强。尽管这不能反过来说：不舒服的小说就是好小说，也不能由此推出“晚生代”的小说就是好小说。朋友不语，大概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也没说赞同我的意见，原因大概还是在于很难排斥“不舒服”的感觉。
有一点我想我的朋友是明白的，那就是“晚生代”作家如此，多半来自对传统道德的一种抵抗。因为过于考虑对抗，一不小心尝到了欲望的快感，便多少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原来是隐秘的性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所支配的大胆的、随意的文学性表现，用传统的道德眼光来看，自然是卑琐的、低下的，但对“晚生代”作家来说，则至少是真实的、自然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展现。虽然我们读起来不舒服，但作家写作的时候则是舒服的。不过，我接着跟朋友解释：用我的“本体性否定”眼光来看，文学的最高境界既不是写“符合传统道德的性”，也不是写“原生态改头换面、真实的性”，而是在于作家能否“穿越”这两种性，写出自己对“性”的理解——如劳伦斯那样，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以健康为准绳的性“世界”。所以我不完全赞同“晚生代”作家对“性”的处理，但我也不赞同你对“晚生代”小说写“令人不舒服的性”的批评。
这就首先牵涉到我们的“性观念”是否要进行当代改造的问题，但用舒服不舒服，则恐怕很难完成改造的工作。一则因为我们虽然“不舒服”于作家写“看女孩的臀部和裸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是“想看女孩的臀部和裸体”而“不敢看”或“看不到”，这说明传统道德对本真的生命感受多有抑制，因而也有虚伪性——其结果，便是只能偷偷摸摸的看，鬼鬼祟祟的看。这样，与“性”相关的生命状态便萎缩了。二则对“晚生代”小说中的“性”采取道德性的批判，至少没有看到“纵欲”、“拜金”、“享乐”，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均是由轻视欲望、私利的传统道德制造出来的。由于欲望和私利均属于人的自然性生命状态，我们只能尊重她而不能束缚她，所以束缚一放松便是纵欲，所以歧视欲望与沉湎欲望其实是一回事。而屈原与西门庆，也就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了——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见“纵欲”的文化性根源。所以在根本上，我们应该对传统的“性观念”不舒服才是，把观念上的不舒服问题解决了，感觉上的舒服不舒服就好办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自己的欲望”与“通过损害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是有原则区分的。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每个人都有的欲望采取健康的态度，而不必总是用道德性的眼光指责。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对女人感兴趣，我们就会拿他取笑，在审美上也就是“丑”；而公开对女人不感兴趣的虚伪，我们则常常用“君子”来称之为“美”——尽管这个“君子”私下里还是对女人感兴趣的，甚至比前者更感兴趣。但眼不见为净，私下里只要隐藏得好，那也就跟没有一样。这就更增加了道德的虚伪与生命的虚伪——生命的自然状态必须藏起来才是，而表现出来的生命则均是生命的躯壳。因此劳伦斯的审美法则至少是指：本然的就是健康的，而虚伪的则是不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