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用水彩风景画和诗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记录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纯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反抗现实的特殊心态和方式，若非既了解和理解孙老师的为人和思想，又懂得美术、诗歌的人，是难以写出一篇如实的介绍文字的。
万般无奈中，我向孙老师提出一个不情之请，由他自己撰文将《干校心踪》一书介绍给读者。初稿很快写就，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孙老师拿给我看，征求意见，最后成为现在收入其文集的那篇文章——《心灵和自然的对话》，署名：韦弦。记得当时我曾问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笔名，后来，话岔过去，竟没有机会再问。谁又能想到，此文竟成了孙老师最后的绝笔之作，也成了阻碍我在他病中探望他的缘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他家取走此稿的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准备了一席饭。一条大鱼是他早上特意去买来的。直到他端锅炒菜时，看见他手直发抖，我才忽然感到，孙老师的身体竟是那样的虚弱。我一下子自责起来，为什么只是聊纸上的东西，却很少关心过老人家的身体，而这次又让他如此劳神辛苦……然而，孙老师对我的抱歉却不以为然，连说没有关系。席间，他还颇有兴致地与我对饮了一点葡萄酒。突然，孙老师离席坐到沙发上，感到很不舒服。我真的慌了，情急中，施展出所谓的气功本事。所幸，孙老师渐渐恢复了常态。回家后，我整夜无法安眠。想打电话询问，又怕打扰老师休息；不打，又担心不测之事发生。好不容易挨到早晨，打过去电话，听孙老师说没事，我才放了心。
然而，谁能想到，此后，老师就住了院。我去看过他一次，当时尚未确诊。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永久的分别。就在这时候，我得知，我约他写的，已经发排的那篇《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又因故未能刊出。此刻心中的歉疚之情，甚至是负罪之感难以言表。我几次打电话给孙老师的夫人，希望能去再看望孙老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孙老师在病中数次询问那篇文章登出来没有。她不愿我再见到孙老师，怕我为难，更怕孙老师失望……对此，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为他祝愿……最后看到孙老师，是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一个人就这样心愿未了地离开了人间，而我们，想为他做些什么，却如此地无能为力……每忆至此，我的泪水总是不禁而下，一种无法言说的人间悲苦充满心中，永难释怀。
后来，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上，刊出了《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其时，我写了如下的文字：我还能再说什么？除了感谢《同舟共进》的同行们。孙老师的主张和思想不应埋没，因为这一切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的。他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启迪和激励我们，去推进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去消除社会中相关的弊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对孙老师最好的纪念就在于确立自主的信仰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度人度己不二的人生态度去做应做之事。
二
作文至此，想说又该说的，似乎也都说了。其实，我也很想对孙老师的官僚政治的学术思想议论几句，因为我确认其价值。不过，就我的学识而言，我还难以对其作出更如实的评价，再说，此书是孙老师的文集，并非是对书的评论集。就此而言，我想，以上关于其专著和文章难以问世的叙述还是需要和适宜的。
不过，我知道，对于是否应指明《心灵与自然的对话》的作者，就是孙老师自己，是有不同看法的。我理解，提出者是为孙老师好。我几次要撰文写明此事，也是怕有损孙老师而作罢。既然如此，此文为何又直言点破，我想就此作些说明。一则，此文是我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我隐去此事不说，就很难自圆其说与孙老师永别前的来往。我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相信孙老师也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不知道孙老师是否愿意我指明“韦弦”是他的笔名，但是，我相信，他决不忌讳别人知道。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同意撰文介绍自己的作品，自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文采用“韦弦”的笔名，更是他的权利。然而，说明此事，我却认为是我自己的责任。孙老师在时，说不说明，与我无关，孙老师已经走了，我就不能不说。不说明，我总觉得是对孙老师的不尊重，是对他曾让我发表此文的不负责。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文章的署名不是装饰，而是要表明作品属于谁，否则，说一句既是玩笑又不是玩笑的话，此篇文章的稿费，谁来拿？
二则，孙老师的绝笔之作竟是以“韦弦”署名，自己评介自己的作品。此事或许纯属偶然，我却以为其中亦含有某种必然性，是值得思考的。
我以为《孙越生文集》的主要内容和重心就是对官僚政治的论述。除去诗集《干校心踪》不论，按时间顺序排，大约第一篇应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写于1980年7月）到最后一篇《心灵和自然的对话》（写于1997年8月），大部分文字，或者是对官僚政治的直接论述，或者是多少有所涉及。
所谓官僚就是古代国家的官儿，就是现代组成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纵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民的存在是自然的，官的出现是必然的。就人而言，官是国家组成的主要部分，运作的基本因素。在古代，除了官，还有皇帝，其余就是民。在现代，除了官，就是民。就此而言，我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官当好他的官，民作好他的民，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是很不错的。事实表明，官要当好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研究、改进，其中当然也需要斗争。关于民的问题，此处顾不上说。如果说，我们对官僚政治的研究还很不够，那么，我们对民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作为民，对官提出种种的要求和意见是权利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然而，作为民，同样也需要认真研究一下自己怎样当好这个民。有关怎样当好民的专著，是否有，我还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对于怎样当好这个官儿，在古代，研究的首先是皇帝，还有正当着官的。官儿当的好不好的标准，在皇上。皇上说好，就好，皇上说不好，就不好。百姓当然也有他们的标准，不过，有也白搭。古代的官儿是为皇帝做的，为自己做的，不是为百姓做的。有没有为百姓的，不敢说一个没有，若有，恐怕，也是为皇上时，兼顾百姓一下而已，否则他这个官也做不长，即使真的为百姓做，也就只能做那么一两下子。到了现代，绝大部分国家的官儿，至少他得说他是为民作官。他要敢公开说，他不是为民作官，这官儿，他一定做不成。当然，民也知道，许多官儿也是为他自己。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要有界限，不能因此损害民的利益。如果只为自己，不好好为民服务，还加以损害，那就不行。既然现代的官是为民作官，那么作得好不好的标准就在民，至少，民对此应享有一个相当的发言权（当然，也不能把民的权利的标准绝对化，民的许多看法也未必合情合理。而且民的有些意见，也只能通过官儿来表达）。无论如何，研究如何当好这个官的事，既是当官的，也应是作民的。如此说来，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对官僚问题的研究，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更是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对于这种研究，应该得到社会的保障和支持，重视和关注，因为这涉及到社会每一个人的利益，涉及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
费了以上似乎太多余的笔墨，我要说到正题了。那就是，孙越生先生，还有他的老师王亚南先生，做的就是这件事。他们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对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探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更没有什么项庄舞剑之意。我以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有助于官为民作好他的官。他们清楚地看到，民的存在是自然的，官的出现是必然的。官民二者，缺一不可，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然而，有官，就有有官的弊端。要想官为民做好官，就要想办法消除这些弊端。进行研究是首先应该做的，而且是真正有效和稳妥地消除弊端的前提。
王亚南先生、孙越生老师，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从事着一件社会十分需要而又做得很不够的研究工作，并且拿出了成果，但是，结果又是如何呢？我又要重复前面的话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被束之高阁达三十年之久。孙越生先生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完稿后十年，至今仍未问世。乃至最后，孙先生还不得不自己撰文来评价自己的作品（不，他不是在一般地评价自己的作品，他至少是希望通过自己尽可能的努力，唤起人们对官僚政治研究的关注！），这其中的症结何在？难道不需要深长思之，并加以解决吗？当然，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也是自然的。有些人甚至可能认为其中有不妥当、不正确，甚至很不正确的地方，那也是自然的。但是，如果因此就不能出版，那就不合适了。理由还是如上说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就要讨论。之所以要讨论就是因为，几乎对任何问题，都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有各自认为的正确和错误。而要讨论，首先就应该让人家把看法说出来，否则，连人家的看法是什么，都不清楚，还讨论个什么。讨论并不一定就能改变各自对正确和错误的看法，但是平等的讨论，一定能有助于更多人更如实地面对事实、思考问题。
三则，对于孙老师自己撰文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否有王婆卖瓜之嫌，我也想说几句。
如果有人这样看，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