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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对于孙老师自己撰文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否有王婆卖瓜之嫌，我也想说几句。
如果有人这样看，我以为，也没有与其辩论的必要。我只想对此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孙老师的此举，说明他具有如实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负责的精神。我以为，至少在客观上，《心灵和自然的对话》一文，对于孙老师而言，有对自己一生作出总结和评定的含义。文中的三个小标题——“特殊而又一般的人格”、“传统而又创新的艺术样式”、“个人而又社会的含义”，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他的总结和评定是十分如实的，他只是想告诉读者，他做过什么，想过什么，说过什么。我说，孙老师是超越的，因为他在叙述自己时，已经超越了自己，仿佛又有了另外一个他，在审视他自己做过、想过、说过的一切。他如实地对待自己，就像对待别人那样如实。这种如实、超越的态度，显示出他的自尊，他的精神的高贵。
为什么我说孙老师是负责的？我以为，一个思考者努力把自己思考到的问题让社会了解，是他的责任所在。当然，我主要是指那些与社会的存在和进步有关的问题。否则，你思考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呢？当然，不排除有人思考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有趣，喜欢，就像想发明永动机。但是社会问题毕竟不同于永动机。在人们思考社会问题时，不可能不遇到社会存在的种种苦难、弊端、不公正、甚至罪恶。一个具有良知以至慈悲之心的学者，终究不会将自己置身事外的。他自然会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思想不成，仅仅有思想也不成。除了自己思想，还需要思想的交流，以及思想后的行动。这样，他就会将自己的思想负责地公诸于世。而且，一个负责的思考者，他决不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的思想，虽然客观上有这种可能（正如孙老师引用王亚南先生所说：“只有像马克思那样不愿在别人脑子里跑马的人，才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脑子里跑马。”）。他声称要走自己的路，当然不会去想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妨碍以至左右人家走自己的路。一个负责的思考者，决不是确信并保证自己的思想一定所谓正确，更不是企图让别人一定要确认并接受自己的思想，他只是负责地给需要的人准备下某种思考的材料而已；一个负责的思考者，他只是在说出自己的思想，同时希望别人了解他的思想，正像他同样希望了解别人的思想。人类真正的进步不正是在这样相互了解中取得的吗？没有这样的了解以及通过了解形成某种共识后的行动，社会是很难有真正的进步的。即使表面上有了，终究一天会露出所谓进步的真相。我以为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负责的思考者，而他的绝笔之作，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之举。
三
行文到此，真该打住了。然而，我又想起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我心中的位置和孙老师是一样的。我十分痛惜孙老师这么快就离我而去，然而，我们毕竟还见过若干次面，倾心交谈过，但是，那两个人，我却是从未谋面，只是神交。
一位是常燕生先生，他去世于一九四七年，那年我正好出生。一位是李长之先生，死于“文革”中。
我与李长之先生的神交开始于我读到他所著的《孔子的故事》一书，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喜欢此书的文字，以为作者一定比我还年轻，就到处打听，竟无人知晓。直到后来，他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再版，我才知道，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五十年代初，他还正值壮年，就已有二百多种著作和译著，可谓“等身”。于是，我自然地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他的作品。作者名录中还真有李长之三字，然而，其名下的著作，仅仅只剩下三种，一本是《孔子的故事》，一本是《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还有一本记不清了。二百多种著作和译作，在堂堂中国大陆最大的图书馆的目录中仅仅剩下三种，这个事实对我的刺激是太大了。真是痛心疾首，真想仰天长啸，这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贡献给社会的精神和智慧，为什么就这样轻轻易易地被抹杀掉了？没有人的精神，没有人的智慧，没有人将自己的精神和智慧贡献给社会，仅仅靠体力劳动，这个社会能够存在吗？能够进步吗？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就全社会而言，现在比过去明白了不少，采取的态度也进步了不少，但是做得还很不够。孙老师的命运也可算是一个例证。
再说到常燕生先生。我大约是一九九四年知道他的。那是在苏州的一家旧书店，看到常先生的一套文集，十来本。是海外出版的。开始似乎是因为同姓，而且都是山西人，更要往下看。再往下看，就只有将此套书买下。因为其中的论述决不寻常，决不下于许多西方论著。我并无时时将东西方学者相比的爱好，更不想通过比较，把西方学者比下去，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我只是奇怪，至少同样是讲相关的问题，谈论的同样精妙，为什么西方的东西就被纷纷引进，甚至是畅通无阻，而中国人自家的东西反而被埋没和冷落？后来，有人提到常燕生是青年党，恐怕是原因之一。可我还是不明白。青年党是什么样的党，我不大清楚，至少他不是法西斯党，顶多也只是资产阶级或是别的什么阶级的党。可是那些在中国通行无阻的西方学术专著也大多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这样一来，难道不有些崇洋媚外之嫌吗？我以为，对于学术思想，应该一视同仁。现在人们介绍和了解西方的思想，目的不同。对于有的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在需要了解这一点上已经有了某种共识。我以为对于中国的各种学术思想，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需要了解。了解后，尽可赞成，也可反对。那么，了解的前提，就是使其思想的成果依法发表。不发表，又从何了解？
想说的，终于说完了。总之，希望孙老师的文集与他的思想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希望有更多的人，也来研究官僚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对孙先生的著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其更加如实、周全，以帮助官能为民当好他们的官，用孙老师的话说，就是“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这话可能不顺耳，在有人看来甚至很不正确，我却以为至少是如实的，有益于民的。
另外，当然也十分希望，《常燕生文集》《李长之文集》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这里问世。
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 王开岭
近来喜读军事史书，却读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俘命运。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产下的所有痛苦和灾难里，就有一种令其不快和恼羞的沉重物：战俘。显然，战俘是战争的直接后果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就会有战俘，这是胜负任何一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但在不同的价值理解和人文背景下，对战俘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杀身成仁”，似乎永远是英雄的一个标志。也成了考核一个人对某种信仰、团队或首领本人——勇敢和忠诚程度的最极端最彻底方式。作为一记鲜红的甚有点儿“辉煌”的符号、一幅“专利形象”，它已牢牢铭镌在人们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来的历史朱笔一遍遍地添描和强化着……有了这种结实的印象，“被俘”一词也就立马变得灰暗可疑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当局缺乏应变准备和决策错误（战争失利的另一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斯大林长期的“肃反”与“清洗”政策。据《西蒙诺夫回忆录》披露，早在战前五、六年，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几乎全被消灭殆尽，甚至连校级军官也被杀得七零八落，战场上频频上演尉级军官代理师旅长的事），致使红军惨遭重创，仅一九四一年夏季被俘人员就高达二百多万，而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红军总被俘人数达四百五十九万。但即便如此，并不能否定苏军官兵的顽强与勇敢，就连德方的战况日志都充分证实：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都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濒于困境的情况下被俘的。应该说，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的，即使在战俘营里，他们也没有令红军的荣誉和国家尊严蒙受损失。
但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极为悲惨。最令之不堪忍受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苏联前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忆道——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作祖国叛徒。事实上他们全部经审讯或不经审讯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所有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从俘虏营释放的和在解放区被发现的“原红军军人”，特种集中营是一种管理严密的军事监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和兵役适龄的被遣返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其性质和在内务部的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
苏联领导对被俘红军人员所采取的态度，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经确定：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方面将五万五千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上了铁丝网，由内务部押送队负责看守，且不得通信和会见亲友。大部分人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一九四一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他们后来的命运即无从知晓了。（《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显然，在当局眼里，军人的天职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项任务都和生命是等值的，当战事失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