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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参预其事的扬州刺吏殷浩做梦怕也挑不出一个三盲院长来吧！要是用人出了纰漏他的老脸往哪搁？陈四益先生说下台的县令李充之后受命去管国家图书馆，对图书分类编目还有贡献。他这图书编目分类是回事你懂么？
我不懂。
谁敢就此事和陈先生打赌，能举例证明人才济济的当今，李充那点学问不是神话我就服了谁。
端 着
摆谱是等级社会给人类自己定下尊卑贵贱最不文明的恶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难与外人道的丢脸面、掉脑袋的事正多。
可叹这摆谱的脾气因为搔着人们争强好胜的痒处，又占着先声夺人的便宜，那倾慕仿效的子孙越见人丁兴旺了，使其终于登上今日头等社会公害。
坯 子
人们喜欢把世界比做洪炉，以为任谁进去转上一圈出来都会变成个大宝贝。
王谢两家，晋之大姓，累世霸住上层，享尽荣华富贵，公子哥儿的劲头也炼得足足的，一到打仗玩真格的，那点花架子全不顶用了。
谢万先生北伐吃败被废为庶人，庶人又怎么了？走上大街得拿宽袖口把脸遮住，哪有上面这几位哥们快乐？
败 兆
在同一个生存空间里，大伙都拿大话、空话、假话和人打交道，你能相信它会长久太平吗？
两晋气数之差，那本堪称中国语言精品的《世说新语》都给解密了，所谓三寸不烂之舌，要烂，不正烂在那天天制造新词的舌尖之上？
果戈理的预见
？ 蓝英年
俄国作家果戈理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没读过《死魂灵》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不多。这部作品哺育了中国几代作家。然而大多数人只读过鲁迅先生的译本，没读过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涛、许庆道的译本。我曾问过学术界的两位知名学者，他们都不知有新译本。我曾同不同层次的人谈起《死魂灵》，他们对乞乞科夫等书中的人物非常熟悉，仿佛谈论自己的熟人，连他们所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便是真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它的人物永远活在读者的心里。但却没人注意到书中的一段有关作家命运的作者抒怀。这同鲁迅先生译得模糊不清有关，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况且这段抒怀与故事情节无关。我年轻时读到这里便跳过去了。直到后来读原文才看懂这段抒怀的深邃含义，联想到苏联文坛的诡谲怪诞，令我深为折服。满涛、许庆道的译文清晰明白，如读者读过，这一段便不会跳过去了。这便是第七章开头部分预见两类作家命运的感慨。
果戈理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避开一些枯燥乏味的、惹人厌恶的、真实面目寒碜得令人吃惊的人物，而去接近一些显示人的崇高品德的人物”。他“不曾从高处降临到他的贫穷、卑微的同胞中间去，不曾接触过尘世，而始终整个儿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那么，他是幸福的。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他的好运气：他写起这些崇高形象来得心应手，一挥而就；同时他又声誉卓著，名扬天下。他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他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只向他们展示美好的人品，神妙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尾随着他，跟在他的庄严巍峨的车辇后面狂奔。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另一类作家则“敢于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没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刻划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的眼前，那么，他就没有那样的好运气，他的命运便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啦！”他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他必然逃脱不了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他所孕育的创作将被诬称为卑微的、低贱的东西，他将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将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心灵，他的良知，他的天才的神圣火焰，从此被褫夺……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高尚的、激奋的笑是能够和高尚的抒情并列而毫无愧色的，也不承认这种笑和江湖小丑的忸怩作态之间存着天壤之别！当代法庭是不承认所有这一切的，相反还会把这一切化为戟指辱骂这个不被承认的作家的理由；没有共鸣，没有知音，作家像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一样，孤零零地在路上踯躅。”（《死魂灵》，满涛、许庆道译，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66页—167页）
这是果戈理一百六十年前的感叹。他预见一百年以后俄国作家的命运，并大致不错，怎能不让人折服呢？
果戈理仿佛预见俄罗斯土地上必将出现巴巴耶夫斯基一类作家，他们必定飞黄腾达，因为他们善于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善于粉饰生活，把苦难写成幸福，恐怖化为安宁，饥寒交迫变为丰衣足食。巴巴耶夫斯基便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金星英雄》和它的续篇《光明普照大地》则是美化战后农村生活的典型作品。他笔下的战后农村生机勃勃，到处鸟语花香，家家有葡萄园，蜂蜜成桶装，奶油装满火车。庄员们在复员军人、金星英雄谢尔盖的率领下，修建了一座发电站。谢尔盖因是苏联英雄，办事无往而不胜。后来当了区苏维埃主席。他手下的几个集体农庄主席也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各个是农业某一方面的能手，庄员们也都干劲冲天，天大的困难克服起来易如反掌。苏联根据小说拍摄过同名电影，五十年代曾在我国放映过。谢尔盖由著名演员班达丘克扮演。基调类似苏联另一部影片《幸福生活》，只是情节不如后者吸引人。巴巴耶夫斯基虽“隐藏了生活中的愁苦”，却不会“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如果说用优美的文字、有趣的情节、巧妙的结构、赢得读者欢心的人物粉饰生活也算一种本事的话，巴巴耶夫斯基连这种本事都没有。他只会死乞白赖地、蛮不讲理地歌颂，就像我们文革时期唱过的一首歌一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近八十万字的小说（包括续篇《光明普照大地》）除谢尔盖修建发电站这一情节外几乎没有别的情节。人物就像电视机出毛病时荧光屏上模模糊糊的图像，分不清谁跟谁来。无怪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活路了。”但这部小说荣获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小说是潘菲洛夫直接向斯大林推荐的。小说获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他被斯大林钦定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巴巴耶夫斯基一时荣华富贵已极。“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然而战后的苏联农庄是什么样子呢？我不引用有良知的作家的小说，因为那毕竟是文学作品，而引用赫鲁晓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的书。这两位政治家都了解战后农村的实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位农庄主席给他写信：“您看，赫鲁晓夫同志，粮食征购计划我们已百分之百完成，什么都上交了。现在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相信国家和党不会忘记我们，将会援助我们。”（《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俄文版，203页）农庄主席以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第一书记，定有办法帮助他们，但他哪里知道，粮食一旦上交国家征集站，第一书记也毫无办法。赫鲁晓夫说乌克兰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一杯苦酒》中写道：“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得颗粒不剩，城里把上班迟到的人送进大牢，而在农村则把拾麦穗或拾扔在地里已经冻坏的土豆的妇女关押起来。”到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前，农村的状况非但没好转，反而恶化了。雅科夫列夫继续写道：“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他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里的男子汉们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干活。”雅科夫列夫分析苏联农庄经济崩溃、战后仍无法恢复的原因时悲愤地写道：“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二十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村那里夺去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一杯苦酒》，雅科夫列夫，1999年新华出版社，4页，15页）我不知道国家农奴制这种提法是否正确，但我却看清农业集体化对俄国农业的摧残，把农民同土地活生生地割开，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至今仍未恢复。
人们对巴巴耶夫斯基鼓过掌后便马上把他忘了，因为虚假的东西决不可能有生命力。我在俄罗斯图书馆找不到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却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借到了。但同样让我惊讶：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书仍新崭崭的，翻开书后的期限表，只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个人借过。一九五三年是中国狂热阅读苏联小说的时期，就连那个时期也没人读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因为没人读得下去。
左琴科则是另一类作家的典型代表。他“把人生道路上冰冷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