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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党员之家”“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幕，终身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有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讯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讯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党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1966年6月13日“文革”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上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抢，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十六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对待这么两位老同志，干校的军代表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他们也当做十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用！”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活，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间小平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虽然，他俩与耀邦、李昭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他俩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耀邦与李昭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但他们考虑到耀邦现在日夜操劳，只给耀邦留下一封信，恳请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乎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楼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档案系统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曾三被恢复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原来的职务，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十三大”特邀代表，199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85岁。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位老党员在多病缠身的晚年受人折磨刁难时，也在胡耀邦当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得到了真诚的温暖和得力之助。如今他的现已八旬的老伴沈义向笔者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怀难已。
但在当时，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很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重振“党员之家”应该主动地找老同志们谈谈心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做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