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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步，耀邦请另一个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开的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也顺利结束。这三个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使每一个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则很明确，对平反冤假错案是个大促进。他们回去之后都作了认真详细的传达。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
如果说到此为止，耀邦与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许多同志的一切努力只是推倒“两个凡是”论的外围战，那么对“两个凡是”论的直接交锋，则是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的全党全国大讨论。
上面提到，在疑难案例座谈会的一年前，即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4月10日，他在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及党中央的信中说，应当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半年后，即1977年10月9日，在中央党校复校的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认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希望在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要求研究总结整个“文化大革命”。
当时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胡耀邦，积极指导党校讲授哲学与党史的同志，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耀邦明确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并非自此刻始。早在这之前数月，即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他就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乌烟瘴气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去总结“文化大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8月25日，中央党校在耀邦倡导创办并直接指导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就刊发了一篇经耀邦审定的批评“风派人物”的文章。文章说这种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这等于又一次提出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
这样，在当年11月，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堂上，就开始批评过去多少年以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用强权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错误做法。
当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冯文彬主持的学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计划时，胡耀邦又针对一些人的不同议论，多次插话或讲话。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我看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嘛！”
冯文彬当即表示完全同意耀邦的讲话。他说：“要研究党史，就应该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框、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就在这个会议上，耀邦布置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等同志搞一个新的党史教学方案，起草成一个文件。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起草好的文件初稿，送请已去中组部但仍兼任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定。耀邦提出：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在耀邦提出这种真理标准，并指导《理论动态》初步发表一些有关文章的过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等人，从“十年内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严重摧残和天安门“四·五”运动之被残酷镇压等事实出发，也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和认识路线上，找出一个明确区分路线正误是非的标准。同时，胡福明应《光明日报》所约，于1977年秋天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
1978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组织全校八百多名学员，讨论研究党史的那个指导文件。在讨论中，发生了一些争论。少数学员仍主张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明显地倾向于“两个凡是”。
据此，吴江布置理论研究室的同仁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孙长江以耀邦的多次讲话为依据，写成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与南京的胡福明可谓不谋而合。
正当吴江等人研究孙长江的这篇文稿时，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党校学习半年，曾两次与胡耀邦深入交谈，支持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党的路线斗争的是与非。他到《光明日报》履任后，才知道《光明日报》已约来南京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并经报社编辑部作了五次修改，他感到文章的分量还不够，没有着力突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哲学命题。同时他知道党校的孙长江在写同一主题的长文，遂通过吴江邀请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修改胡福明文。吴江嘱咐孙长江：尽量把两文捏合成一文。
孙长江勤奋思考把两文融合成一文后，仍以他自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题，两次送请耀邦审改。
与此同步，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九周年，耀邦又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了《科学与民主》一文。
这篇文章说：“四人帮”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四人邦”代表着旧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正是摧毁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仇恨和恐惧。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现代化等于复辟”论和“全面专政”论，是他们摧残科学与民主的两把屠刀。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生产力，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典型。而“四人帮”反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全面专政”论，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对“一切阶级差别”、“一切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观念”，统统实行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镇压的这种特殊手段，无限制地扩张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他们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践踏人民民主和革命法制，而且在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都推行法西斯暴力统治——用暴力摧毁工农业生产，用暴力摧毁机关学校，用暴力摧毁文学艺术，用暴力摧毁科学研究。谁在日记中或睡梦中流露出对他们的丝毫不满，谁在内心中怀念被他们仇恨的周恩来总理，一被他们的鹰犬察觉，立即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镇压。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都拿来对付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文章说：打倒了“四人帮”反科学、反民主的野蛮兽行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否巩固和强大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能否组织人民管理和监督国家的事务。巴黎公社原则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实现了劳动者对国家的直接管理和监督，防止国家管理人员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自从这个伟大尝试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由于历史的曲折前进，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还没有现存的完整的经验可借鉴。这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创造和总结。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帮”这样的专制魔王以后，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大家都记得，在1966年怀着反修防修热情涌向街头的那些青少年，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上当受骗，选错了造反的目标；但是到了1976年，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把矛头一直指向万恶的“四人帮”。这不平常的十年锤炼了毛泽东思想故乡的伟大人民。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和鉴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切实地保证人民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充分发扬人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