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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错捕错判，就应该有人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带了个好头。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各阶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下，中共广东省委有人误把这张大字报当做“反动大字报”，又错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总理的准备”，“是想‘以新换老’大换班”。他们揭露：“张春桥、姚文元把别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飞扬跋扈，横行一时，必将“千古遗臭，万人唾弃”。他们还对“四人帮”们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破坏生产的罪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四人帮”们“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上制定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它“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搞下去，生产就会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产力上、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上超过资本主义，再搞什么阶级斗争，也不能阻止所谓的‘复辟’”。
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等人“指示”，从1975年4月开始，先后逮捕了这些同志。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年又一个月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赵凤歧、罗建中三人死刑、一人无期徒刑、六人分别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两人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管制三年。
张珉、赵凤歧等人不服，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经一年多的审理，于1979年1月23日通知山西有关方面，认为张珉等人进行上述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对“四人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当做“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因此，最高法院将此案发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并建议先释放所有在押人员，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开释了张珉等人，并于接到最高法院通知后的一个月，即同年2月24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无罪。因此案而被错捕的另外三人，也由山西省公安局同时释放。
为了纠正上述两个错案，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于1979年2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对错误处理这一案件承担了责任。这位负责人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的话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
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平反大会上，酿造这一错案的主要当事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说，省委、省革委会应对这一错案承担责任，特别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基层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他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向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位同志以及受株连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王谦说，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平反，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加快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改正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9年9月11日上午，旅游名胜“避暑山庄”所在地的河北省承德市市委，为活着的张志新式的人物董秀芝同志，召开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平反大会，并作了公开检讨。
“文化大革命”中，承德矿山机械厂青年女技术员董秀芝不畏强暴，明辨是非，公开反对林彪、江青们的反革命集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9月17日被逮捕，并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年林彪叛逃，河北省革委会批准改判董秀芝无期徒刑。董秀芝不服，在狱中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粉碎“四人帮”两年后，董秀芝才被释放出狱。但承德市革委会却给她留了一条尾巴——“有错误观点”，对她长达八年的折磨留下的一切病痛不安排治疗，对她的生活困难和工作安排也无人过问。因此，董秀芝同志两次跳楼自杀，险些丧命。
对承德市领导机关某些人的这种不讲党性与人性的卑劣行径，广大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为董秀芝打抱不平。1979年7月，中共承德地委和承德市委才开会研究，基本上解决了董秀芝的生活、治病和护理等难题。同年9月，承德市委、市革委会，才认识到董秀芝当年公开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们是正确的，方式是合法的；决定撤销市革委会1978年为董秀芝平反时仍给她留了“尾巴”的错误决定，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技术职称，恢复原工资级别；并在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董秀芝为捍卫真理而奋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拨乱反正鼓声急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拨乱反正鼓声急刘少奇，压根儿就不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耀邦就对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报党中央。1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1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棍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1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