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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做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丁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举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新闻编辑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 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惟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一次大解救“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