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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24日，就科研、院校、医务、文化部门一、二把手的配备问题，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同志写的几句话：
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各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到，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1984年4月22日，在重庆市一位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件上的批语：
我的意见，落实政策必须严格督促检查，不许留不该留的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什么便宜可占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一些没有吃过苦头的同志，思想上仍然搞“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实，倒值得我们注意认真纠正。
——1984年12月23日，在一份材料中批的一段话：
落实党外人员政策抓了七八年，到处都还有一些人遗留或遗漏没有解决好。主要原因不是哪个人对党的政策坚决对抗不执行。主要原因是我们县以上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主管部门的主动性和下决心把事办好办彻底的热忱不够。我说过几十次，抓这种事，不能单靠发号召。发号召，发文件，发通知，现在可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而是要到基层、到党外人士中去访问，发现一起就处理解决好一起，这样，人们就会找上门来。对找上门来的人我们又不怕麻烦，负责解决好。这样，又可以推动事情比较快地处理好。我看这样再抓上两年就可以完满解决了。这里，谈的党外问题，党内遗留案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1985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们许多地方对党外人士那种荒唐、幼稚的“左”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得到克服。之所以克服不了，我以为首先和我们有些地方的统战部门、组织部门有关。我认为，与我们有些做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同志有关。我主张你们两家（注指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从上到下在整党中要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和认真整改。
——1985年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报告，给中央书记处胡启立、王兆国同志的批语：
启立、兆国同志：
我们党内向党外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事，时有发生，上面发现了，道歉了事，上面不发现，人家还得忍气吞声。今后怎么办？靠上面发现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可否向党外朋友提倡诉诸法律？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是很多的。下面，也就是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分别说一些不甚为人所知却又十分“蹊跷”或令人动魄惊心的案件的平反……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