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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中旬，程潜派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策反汉奸部队反正，并给他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个通信班及电台。
9月初，他们到达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葛佩琦分别派遣三名参谋潜入敌占区开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装潜入商丘，侦察到宋克宾部队已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为师长，驻商丘以东三十华里的马牧集。他同时还侦察到，他当年扩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也已投敌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商丘以南的马头集。经数月周密策划，袁天柱部于1940年2月率先反正。
接着，葛佩琦又与宋克宾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答应反正。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天水行营。程潜复电说：及早发动，有功者奖。不久，程潜又来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另给何军长去电知照。
何柱国是豫东前线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动“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另两个师的反正。葛佩琦仍一门心思地想把宋克宾部队拉到彭雪枫那边去，以壮大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他专程赶赴洛阳，找到了刘子久，汇报了这一新的重要军情。刘子久说：你与何柱国的这一密切合作，符合抗日统战政策，有利于抗战；你若把宋克宾部队拉到新四军去，恐怕难以成功。
这样，葛佩琦才与何柱国紧密协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国的骑兵接应，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削弱了在豫东的蚕食力量。
当年冬，程潜被调往重庆，天水行营改称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熊斌、蒋鼎文相继担任办公厅主任。葛佩琦以“参议”名义，继续埋首于此，听候党的指示。
1941年夏，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与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代表，组成了黄泛区勘察团，调查黄泛区民情。水利委员会的代表为主任，葛佩琦担任副主任。他们的木船时而在漂晃的高粱穗梢上前进，时而在水漫屋檐的街道中穿行；安徽淮河边上的著名城镇正阳关，也成了洪水四围的“海中龙宫”；木船从西门开进，停在一家旅店前。
经数月勘察，深入了解黄泛区的灾情和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后，他们在报告中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在黄泛区西岸的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堤，既可保住黄泛区以西大片土地不受水淹，救济灾民，还可建筑河防工事。用大堤充作繁荣黄泛区经济的运输公路。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而且顺利实现，对抗战、救灾不无裨益。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中）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遵从了党的指示，也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以及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遍寻据说出差的刘子久而不见。因为“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党中央指示凡在国民党统治区已亮明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一律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子久匆促转去豫东、皖北根据地做领导工作去了，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地下组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并不明白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但到了西安，见到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李年说，陈忠经也正在西安。早在1936年冬，葛佩琦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正副主席”又相聚，都欣喜异常。陈忠经与李年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一道工作，他的工作情况将由他们二人负责转报上级党的组织。
这时候，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情报部门，在西安已活动一年之久。它的负责人，是从延安派来的赵耀斌，对外号称王石坚。赵耀斌请示延安后，为葛佩琦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要他直接给党的西安情报站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虎穴时，很快就被日本特务看在眼里，日本宪兵队紧急通知全城的伪军对所有城门加强岗哨，协助宪兵特务大搜捕。幸好，伪军的一位营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并曾是葛佩琦组织豫东游击队时的一名大队长，他火速通知了葛佩琦所领导的商丘联络站主任、掩护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的牛景康；牛景康又火速跑到联络站的掩蔽所陈公馆，让葛佩琦脱下伪军军服，机警地转到年久失修、部分城墙坍塌的城东北角，用一根绳子把葛佩琦放到墙外，才得以脱险。
1943年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笼络汉奸部队，在南京召开了伪军师长以上军官才能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葛佩琦属下的一名情报员，给豫东的一名大字不识的伪军师长当参谋和翻译。会议结束后，这位“参谋和翻译”遵照葛佩琦的事先叮嘱，将全部会议文件都带了回来交给葛佩琦。其中有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即一定要打通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从而支持进攻缅、泰、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线，并从陆地一侧以配合巩固对南洋诸岛国的占领。葛佩琦估计，日寇很可能要出兵进攻还在抗日力量控制下的平汉铁路若干重要路段，立刻将这张示意图复制了两份并附上他的分析估计，分别报给了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望最好及早提防。
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葛佩琦电召到洛阳述职，并交给他一个紧急使命：把刚刚从重庆来到洛阳的杜月笙的夫人送回上海。葛佩琦觉得这又是深入敌伪统治中心搜集情报的大好时机，就欣然从命。他们先坐了几天的汽车，后又改坐架子车通过日伪占领区到达商丘，住进了那位在伪军中当营长的地下党员开办的旅馆，然后乘火车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婉言谢绝杜夫人留住杜公馆的邀请，住到了“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就是他派驻上海的地下联络员。这位联络员陪同他走了很多地方，又介绍他与不少朋友谈了话，使他耳闻目睹了上海伪币狂贬、物价疯涨、日寇大刮民脂民膏的“以战养战”、残酷坑害剥削其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他回到豫东后，立即将这些“敌囊之密”分别报送给党的西安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接着，他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寇军运中心，逐日登记陇海线上日寇来往军车的车次、去向、所载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等等。情报联络员及时将这些情报送给葛佩琦，葛佩琦再通过电台和密函，分别转报给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
1944年1月，从徐州到开封，日寇军运频繁，所运物资中含有大量橡皮船等渡河器材，葛佩琦分析敌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进攻郑州、打通平汉线的战事在即，急报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部参谋长要葛佩琦本人速去天津、济南等地，侦察日寇调动等军情。
葛佩琦即刻动身，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寇已由平汉线北段南下。他由天津回到济南，又获悉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青岛到济南转津浦路南下。他回到商丘，又看到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徐州来到商丘，再向西开去。他急速将这些情报分别报给战区参谋长和我党西安情报组织，为预防日寇这一箭在弦上的大举进犯，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情报。
时隔不久，日寇就发起了以打通平汉铁路为重心的“中原战役”。没想到国民党部队稍加抗击即节节败退，郑州、洛阳相继落入敌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至陕西汉中。由于撤退慌乱，长官部的电台竟与“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葛佩琦的电台失掉了联系。葛佩琦立即向我党西安情报组织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并遵从情报组织的指示，于1944年秋天回到了西安。
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李年等同志立即去看他。谈到日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让他尽快赶到汉中去，看看撤退到那边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新动向。葛佩琦二话没说，即刻前往汉中。
到了那儿，他才知道不但司令长官蒋鼎文已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全都换了新人；而且在撤退转换中，慌乱得连许多重要的工作关系都没有一一交接，他去参谋处报到，人们都不知道长官部还有个“葛佩琦少将”。连忙翻档案，才查出他的确是这个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往豫东的战地联络组组长。
这时，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已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往西安。三十四集团军的情报科刘科长，也被提升为长官部的情报科长。人们要葛佩琦先返回西安，与这位刘科长商谈日后的工作。可是当葛佩琦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这位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