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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被抓进了“党的监狱”
那是1957年12月24日深夜。嘭嘭的敲门声把葛佩琦惊醒。一位穿便衣、两位着警服带着手枪的人被让进了书房，问清了姓名便掏出“逮捕证”。他问为什么要逮捕他，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反革命”。他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来人说：“有话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便被一副闪亮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然后便开始了查抄。衣箱、书箱、橱橱柜柜，都搜了个遍。当他们搜出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掩护自己真实身份时穿的国民党的军装、骑在缴获的日本战马上照的一张相片时，他们高兴得大叫：“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
查抄完毕，天已拂晓。他戴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进了一所监狱。
这监狱坐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人们叫它“草岚子看守所”，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当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横约十厘米的长方形“窥孔”，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屋角有个大尿桶。每天除“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外，不能出监号寸步，吃过一个小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指导员找他谈话：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同一内容的早餐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葛佩琦：出来！”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院子北边有一排平房，一溜开着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他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
“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你的问题。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就有前途。”
1958年2月18日，春节。春节过后，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似乎还是一张大白纸。当葛佩琦回答他对“历史经历”的询问，说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这位年轻人问：“你组织游击队干嘛？”葛佩琦回答：“抗日。”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葛佩琦说，“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要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三十六次，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葛佩琦视之为“简直是精神折磨”。从第一次审讯后，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他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早被一笔勾销了！
1958年秋天，这位年轻的审讯员，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三十次的系统审讯。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葛佩琦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的，也不只是我一个；和我在工作上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用‘国民党少将’身份作掩护的……”
1958年初冬，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不久审讯员对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葛佩琦不禁暗自惊喜，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终于“结案”快回家了！
1959年2月下旬，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种“暗自惊喜”未免太想入非非了！《起诉书》中把他的革命历史全部称为“反革命历史”，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实之词作为论据，说他“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要求法院对他“依法惩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他出庭受审。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内监房大院外的另一个院子里。这院内有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有“法庭”二字。审判台上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站着几位法警。庭内虽然也摆满了木制长条椅，但没有一人旁听。
审判员指着最前面的一张长条椅让他坐下，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这是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而为自己做了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
《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但是，正像开庭前两天，监房的那位女管理员问葛佩琦要不要请辩护律师时说的那样：“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是听党的话的。”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做出强有力辩护的三个月又二十五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做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