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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八个字。对照着他迄今为止的四十八年来所走的每一个脚印，究竟是谁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又是苍天可鉴的！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许多次，都被一一驳回。从此，他步入了榛莽漫漫的无期囚徒之路。
消息传出，海外一家报纸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的这个大忙。
走在榛莽漫漫囚徒路上的葛佩琦当然不会听到这种对共产党竭尽嘲讽之所能的传说。他虽然对自己和整个家庭所受到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耿耿难平，但他坚信这不是自己的党无情，而是钻进党内极少数坏人为了私利使然，因而他确信自己的不白之冤，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无期徒刑只住了十八年监狱；出狱时，他已成了近乎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
那是一个偶然的幸遇。
1975年冬天，出于政治策略上的某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凡有家可归的，都可回到原籍；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以上、经当地公安部门同意又有常住户口直系亲属接纳的，可以回到北京、天津、上海这三大城市；愿往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
这样，身置山西监狱的葛佩琦，在12月中旬，与山西省各个监狱就业单位的七八百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一道被宽大释放。又几经周折，他才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了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在1959年春天审讯“结案”，等待法院做出宣判时，他就被从草岚子看守所转到了北京市看守所，在那儿从事书籍装订劳动改造，一待就是五年。在这五年中，他不断便血，肋骨结核，血色素最低时降到三点五克，只有成年男子正常数的四分之一，身躯日益衰颓。又由于对右脚拇趾的毒疮未能及时治疗，后又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留下了腿脚麻木的后遗症，不得不用双拐代步，与战场下来的伤兵无异。因之在1964年春天转去关押长期徒刑人犯的北京市第一监狱后，虽然那里拥有可以从事轻度劳动的织袜工厂、塑料工厂和钓鱼竿车间，等等，他也不得不长期住在监狱病房。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北京市当局，于8月6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
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的山西省第一监狱，内有塑料、铝制品、印刷、制鞋等车间，葛佩琦被分在制鞋车间劳动。1968年秋，他的右目突患急性青光眼，眼压升高到七十毫米汞柱，等于正常值的三至四倍，疼痛难忍。监狱医务所的一位针灸大夫误以为是偏头痛，多次扎针而贻误治疗时间。待另一位大夫确诊为青光眼时，却又说外面“文化大革命”太乱，不肯送他去外面有眼科大夫的医院抢救，而让监狱医务所的一位不懂眼科的外科大夫给他做了青光眼手术，给他留下了白内障后遗症。
1969年春，为防范全是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的犯人趁“文革”之乱而越狱潜逃，山西省第一监狱迁往对犯人易于看守的吕梁山边缘的祁县城外，构筑了四面高墙与电网。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术后造成的白内障，发展到对面看不清谁是谁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渐趋严重。到了1971年春天，监狱医务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治疗葛佩琦的右眼白内障，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眼的眼压已高达七十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经葛佩琦再三要求，监狱医务所主任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疗。
到了太原，住进太原东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杰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安医院，人们俗称“劳改医院”。这医院也没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给他做了仔细诊查，主张立即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尽管当时病床十分紧张，还想方设法给他安置了一张病床，要他立即住院。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出于职业的惯性，怕葛佩琦从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约大夫给葛佩琦做个简单的“门诊手术”，术后就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
这种无理要求，被忠实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沈述约大夫断然拒绝。劳改医院的干部就用救护车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劳改医院领导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里的一位年轻大夫接受了劳改医院干部的要求，给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门诊手术”，术后也同意用救护车把他颠颠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没治好青光眼，还造成了又一个白内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劳改医院的干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二附属医院，但仍要沈述约大夫做青光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二十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十六户人家的大杂院，惟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八平方米破旧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去沈阳医学院执教。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希同，表示“希冀全中国早日都红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葆和平、不再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台，认识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尽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他们开始鸿雁传情，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