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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么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不可能……”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侣了！然而尽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猩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托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尽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尽管葛佩琦被判了“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托儿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托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叫了声“阿姨”。她忍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来整整两年，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探望，惟有这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影子。她常常问托儿所的阿姨：“我的爸妈怎么老不来啊？”阿姨们都随口一讲：“他们在公园里。”
孩子的这一回答，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隐痛。她背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几次病重，被送往医院抢救。经常向学校借钱，才能凑凑合合让三个孩子一日三餐勉强有口饭吃。
整个家庭的苦难，也促使大女儿更加勤奋，更加用功。她一边上学，一边照料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经常把英文单词贴在墙上，手里洗着衣服，眼睛看着单词，默默背诵。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北京中学生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中获奖。
1961年，大女儿满怀信心，报考北京大学。她的高考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无疑将向这位高材女敞开大门。
到了发榜时，全家人都像挨了当头一棒！别说北京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也未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政审表格“家庭成员有无被杀关管”这一栏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使任何一个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经心地在她的名上点一下考中的朱砂笔。
女儿的声声泪，使母亲撕肝裂肺！老大被挡在大学门外，接下去老二也将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测可怜！为了五个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佩琦离婚。
离婚获得批准，五个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万不要忘记”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们在学校，照样被许多同学喊作“小右派”、“小反革命”。
说来也怪！这些孩子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还都特别要强，动情地高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学，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读书的老二，一到入团年龄就申请入团，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岁，他又申请入党，更没有人搭碴儿。在跟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二十一个同学拥到他的家，将他打翻在地，乱打乱踢，还把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餐具、茶具、玩具、玻璃橱柜全都砸得稀巴烂。同楼隔一单元居委会的老大娘们，都被这屋子里不同寻常的稀里哗啦声和斥骂声所震惊 。她们连忙寻声而至，正见一个年轻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惨白的脸上泼凉水，一边泼一边骂：“反革命狗崽子还梦想入党！”
他们又一次翻箱倒柜，仍没有翻出他的《入党申请书》，就把半死不活的他拖下楼，留人封了门，上贴“反革命之家”，下贴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门前，他们在屋内留下一张纸，写上参与这场打砸抢“英雄好汉”们的姓名与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最后一人的家庭背景是小业主。
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属“红五类”，平时还是与老二相当要好的同学。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赶快去海淀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他一步也走不动，只能在雨地里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工人老师傅，得知此情，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指点了去医院的近路。到了医院急救室，被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又继续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学，才住进了北大校医院。仔细一检查，是严重的肾外伤，怪不得一直尿血。
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生活无着，有病没钱治，很快也惨离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们又把大女儿历次获得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状也都撕得粉碎，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领导，说他们特别热衷于培养“反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据仅仅是：1964年大女儿北大附中高中毕业时，老二和老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在初中二年级。
有人说，政治的疯狂，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凉，这是一个缩影。
此话千真万确。
1975年，葛佩琦被“宽大”出狱，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复婚，因为男方的头上还扣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旦复婚，子女们必将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亲情，是任何权势也泯灭不了的。1976年春节过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养病和弟妹们的前程，大女儿毅然承担了接收父亲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她的父亲从山西回到北京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虽然她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临分娩。有关方面这才同意葛佩琦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一位干部和一名护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内旅馆，大女儿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电话，即刻带着弟弟赶到了旅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父亲接到她曾工作过的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大女儿早已为父亲向一位农民朋友借到了一间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经夫妻双亡的葛畔瑜夫妇之女，正在这间屋子里安置床铺，使大难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北京就有了栖身之地。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过了户口、粮票、住房三个关口，搬进了北京城内的这个大杂院，一个已迁走的人家原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