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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市公安局一处处长王××、二处处长张××和一处侦察科的尚科长就进了候车室。他们与丁坚也都是非常熟悉的老熟人。王××首先发话：
“老丁，哪儿去？”
“去沈阳开会。”
“咋不带个人？”
“和你一样，带人干嘛？”
王×ד噢”了一声话锋一转：“李书记找你有个事，要我们来找你。”
丁坚不禁一怔！李书记，即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李长清。他找我，干嘛不让人给车站打个电话，或让省市办公厅的人来叫我，却让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处）和经济保卫处（二处）的同志来？经过十多年政治斗争和战火磨炼的丁坚明白：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常现象的背后，必有一时难解之故。他只得跟着王××们登上停在候车室外的一辆雪佛莱。
这辆车，还是他帮助购置的——抗美援朝前，他奉命从上海买来十部小轿车：两部别克由省主席冯仲云、市长饶斌分别使用，八部雪佛莱分别给了市里的一些部厅，其中市公安局就分到了两三部。现在他坐着自己帮助购买的一辆雪佛莱，去见李书记。
但是，这辆雪佛莱并没开往省委或市委大院，而是一直开到哈市中央大街尽头的一所监狱，停在大门内一座平房前。在这座平房的一间屋子里，哈市公安局局长王××——更是丁坚的老熟人在等他。王××冷冷地问，“你知道叫你回来是什么事？”
“不知道。”
“有人说你贪污，李书记要你回来反省。”
丁坚这时才纳过闷儿：怪不得，在车子上的三个人几乎同声问他“身上带枪了没有”，原来是这码子事！
丁坚压着满肚子火，但仍不失镇静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们这不是秘密逮捕我吗？”
“我是公安局长，秘密逮捕你也可以嘛！”这位老朋友厉声厉色地说。
这下，指挥过两千余人回民支队的丁坚，满肚子火终于喷发而出：“你是公安局长，我是财政局长，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公安局长就有权逮捕！”
“你‘有权’！你有‘逮捕证’吗？”
王××这可泄了气。他只觉得公安部“族字三号案”的密令可以给他撑腰，没想到那只能自己心中有数，而对被侦拿的当事人，还得用表面说得过去的手续办事才成。
“老丁，你别发火。”王××软口软气地说，“李书记为照顾影响，不让别人知道，才叫我们这么办的。反正也没啥大不了的事，过几天说清楚了，就回去。”
王××说罢，向屋内几位公安人员一使眼色，他们就对丁坚搜了身，取走了他的裤腰带，然后把他带进了围墙更高、墙顶上围着电网的大院内。
这样，他没见着“逮捕证”就被押进了监狱。
这是帝俄时代建造、伪满时代关押抗日志士的监狱。许多抗日英雄就牺牲在这座高墙里，包括一位抗日联军的军长。从苏联远东战犯管理所押解回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等人，也曾在这儿关押过，然后才被押去抚顺战犯管理所。
丁坚在这儿闷度五日，才离开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监狱，被押往电车街“兆麟电影院”北侧的一个大院。这就是对外绝对保密的市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的所在。
大院一分为二：前院是办公楼和宿舍，后院就是关押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看守所，或称“小监狱”。前院有一座乳黄色的四层楼。丁坚被关在这四层楼的最顶层的一个房间里，“任务是反省”。他“反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越“反省”越糊涂：既然是“经济问题”，为何秘密逮捕，又被转来政治保卫处？
春去夏至，夏去秋来。到了11月，哈尔滨已经飘起雪花了，丁坚听到房门外楼道里有人沓沓走过，并发出轻微的咳嗽声。他觉得这咳嗽声耳熟，连忙侧耳细听：没错，是大哥的声音，原来大哥也被捕了！后来丁坚才知道，大哥丁溪野就是在这11月才被逮捕的；哈尔滨的一封急电，把他从朝鲜前线的肃川机场工地召回，说有“要事磋商”。信以为真的丁溪野匆匆赶回哈尔滨，想先去头道街的商务街（“大跃进”时改称上游街）看望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走在半路上就被公安局一处的便衣人员不声不响地带到这个院子里来了。不久，丁坚就听不到大哥上茅房路过他门前的咳声了。大哥被押进了后院看守所，即“小监狱”。
在那里，从伪满警察中精选留用一些人，用皮鞭、皮带猛抽丁溪野，要他老实交待“伊玛尼党”问题。皮鞭、皮带抽打了多少个白天黑夜，也没抽打出一星半点的“政治”油水。
于是，丁溪野被押送到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央大街尽头的那座古老的大监狱，关进了过去关押抗日“要犯”或死囚犯的“独居”牢房。它不足四平方米，黑暗而潮湿，蚊子臭虫成把抓，吃喝拉撒睡都在小屋子里，而且不放风，只是半月一月出来透透气。那是名副其实地上厕所，开点儿恩。不出三个月，体格健壮还不到五十岁的丁溪野，就已面无血色。
丁坚的人身际遇尚算走运。1952年11月，老大丁溪野被押进这座古老的大监狱又被关进“独居”牢房后，市公安局一处有人找丁坚谈话：“换一个地方吧，别在这儿住了……”他以为没事了，可以回家了。但在当天晚上他却被送进了八个月前他已来过的这所大监狱。
说实话，他可没老大那份罪。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熟人。当天夜里，他以被定名为“338”号囚犯的身份送进了高墙大院里的第三监房：一百几十人的大屋，从上到下三层木板大通炕，层与层之间的高度只能盘腿坐着，个头高些的就得躬腰低着头。第一层的木板就铺在水泥地上。他是个“新来的”，睡在第一层的最里头。一米来高比牛腰还粗的大尿桶，就放在他边上。
第二天，一位大官被人搀扶着进了这监房，一百几十号犯人连滚带爬地齐刷刷立在通炕前的地面上。这位大官似乎眼睛不好使，连声叫“丁三哥”而茫然四顾着。丁坚心里嘀咕：他咋不按狱里的规定叫我“338号”，而把“丁老四”叫成“丁三哥”。叫错了？丁坚也只得应了一声：“有！”
这位大官连忙下令：“把‘丁三哥’调换到第二层铺的第一个！”说完又被搀扶着离开了这监房。
第二层的第一个，靠近监房门，空气最新鲜，“班长”的铺位。就是说，这位“新来的”无须“士别三日”，而只睡了一夜觉就被全监房的人刮目相看。他成了班长，左臂上套着红箍，可以自由出入监房，还可以在整个监狱大院自由转。
过了几天丁坚才弄明白：这位“大官”就是这里的监狱长，一位老红军，名叫崔喜峰。1946年春天“四平保卫战”时，是李运昌纵队的一位师长，不幸双眼被弹片崩伤而近乎睁眼瞎。他到本溪疗养时，丁铁石是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特动员政治部文工团女团员王淑贤与其结为夫妇，好好照料这位老革命。后来他转到哈尔滨担任荣誉军人学校校长，1952年又被调到哈市公安局担任第七处（劳改处）处长兼这所拥有数千名犯人的监狱长。事隔多年，他对当年给他物色了一位贤惠妻子的丁铁石一直感铭难忘。当年他就叫丁铁石为“丁三哥”，几年来一直想着“丁三哥”，乃至于听说丁坚丁老四来到了这监狱，他出口就叫“丁三哥”。后来他夫人王淑贤对他说“这是丁坚丁四哥”，他才改了口。
有了这层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背景，很爱深入基层的崔喜峰每次找犯人谈话，第一个就找“丁四哥”。也要丁坚不要再穿那扎有一条条竖道的紫红色囚服，而改穿干部的蓝制服；丁坚说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他说大家穿的囚衣每一条针缝里，虱子都一串串，铺炕木板缝里的臭虫也都密密麻麻，全监狱都应该大搞卫生，彻底消灭虱子臭虫。
崔喜峰大喜，立即召集大小几十个监房的班长开会，发动全体犯人突击搞卫生。“搞得好的插红旗，搞得不好的插黑旗”。所有的衣服、被子都下大铁桶煮一煮，所有的铺板都一块块拆下来放到大铁槽里煮，所有的厕所都由卫生所经常喷洒DDT；暖气包后面的墙上也要都抠掉重新粉刷，茶杯把儿缝里的黑灰也要都刷掉……
一个星期后，全监狱的臭虫虱子就被灭了个精光！
初战大胜，丁坚又发现大院内许多已经判了刑的犯人，还拖着沉重的脚镣去车间劳动，有的上工收工，不得不把拖在地下的一大截铁链儿提在手里。他了解到，这些都是判了十几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他对崔喜峰说：社会主义国家对犯罪分子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造政策，不能一味地惩罚。既然让他们去劳动，拖着那么长那么重的脚镣，怎么劳动？越是这样，他们会在内心里越仇恨人民政府，是达不到改造目的的。
崔喜峰又大喜，一个命令，一千多名已参加劳动的重刑犯，全部摆脱了脚镣的累赘与折磨。
能够在大院里自由转的丁坚又发现，大大小小的监房所有高低宽窄的窗户，都钉有铁皮风挡；不但从监房内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而且“漏”进监房的空气和阳光很稀少，致使室内空气十分污浊，尤其那一个个“独居”牢房，更形同不见天日的暗牢，不通风、不见光。据说从帝俄时代到伪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是这样。丁坚于是又提了个建议，大大小小的风挡被全部拆除，向阳的“独居”牢房也洒进了阳光。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院子里搞清洁卫生的犯人口中得知，老大丁溪野正被关在一个“独居”牢房内得了严重的肾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立即向崔喜峰建议应及时改善老大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