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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院子里搞清洁卫生的犯人口中得知，老大丁溪野正被关在一个“独居”牢房内得了严重的肾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立即向崔喜峰建议应及时改善老大的处境，丁溪野这才离开了“独居”牢房。
当时，每个犯人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半细粮和少许菜金，伙食搞得不怎么好。经丁坚建议，成立了监狱管理人员领导的犯人代表参加的伙食委员会，每天定食谱，高粱米加红豆、黄豆、大芸豆煮干饭，剩下饭就炸丸子，每个星期改善一次伙食；犯人们吃得笑口常开。
犯人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大改进。监狱买了电影放映机，每两个星期放一次电影，办起了犯人的墙报黑板报，阅览室也向犯人开放。丁坚当了文艺组班长，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犯人自编的文艺节目的演出，增强了犯人悔过自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2）
在监狱的各种生活都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丁坚又提出了开展“找窍门、挖潜力”的生产运动的建议。被“镇压反革命”运动投入监狱的大批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人人都积极地开动了脑筋，很快就办起了晶体管厂、机械厂等多种科学技术类的工厂和车间，大大拓宽了监狱的生产创造领域。
丁坚的建议一个又一个，崔喜峰大喜连着大喜，使当年拥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尔滨市第一监狱，成了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
丁坚当时这样想，是党派他到监狱里来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非分的男女私情，总之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坚信，党终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监狱，他就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如果中国党平不了这冤，就去共产国际告状。但目前，既然党把自己“安排”到监狱里来，虽然身穿紫红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里跳动的却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那就应该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对待周边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沾上了严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继续对党抱有绝对的忠诚，监狱长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统统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丁坚放声痛哭。监狱管教科的负责人立即找他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对党的感情仍然这么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劝他不要过分悲痛。同时，这位负责人向他提示说，他的问题不便明说，好像不只是经济问题，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连监狱长也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级党申诉。
几乎与此同时，监狱里也有人私下嘀咕：“你们是个大案！究竟是什么大案，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谁也不敢沾边的！”
至此，丁坚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绝非寻常。一年后，这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1954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于丁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宣判。奇怪的是，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长办公室，而且法院院长姜达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坚当了热河省回民支队支队长，姜达生是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的公安局长；1947年丁坚到了哈尔滨特别市担任道里区长和道外西传家区长，而后又当了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姜达生调任赤峰市公安局长之后，也到了哈尔滨市担任公安局第三处刑事侦察处处长，继而转任市法院院长，姜达生对他说：“这么大的哈尔滨市，局长坐监的就你一个啊！如果只是‘经济’问题，你家老大也不至于住‘独居’啊！”
然后，姜达生说：“你过去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是我们所有认识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将来你还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着姜达生宣判：1947年，丁坚贪污生产经费五千万元（即后来的五千元），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等待，从不悔悟，已够“大老虎”资格，决定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五日内上诉有效。
所以把“开除党籍”也列在法院的《判决书》内，是判决时中共哈尔滨市纪委（后改称过监委）的有关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当时“大老虎”、“小老虎”层出无穷，如是“党内老虎”，就党内处理和法纪惩罚“相结合”：干脆，省事；也可以说这是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色。
丁坚当即作了驳斥，他说，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辽东、辽南的大中城市后，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从本溪辗转撤退到哈尔滨。1948年春天，又有从本溪逃出的二十多个老百姓来到了哈尔滨，吃住在他们家，他们家很快就无力负担。他向市委打了个报告，市委特别发出一千万东北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千元）救济费，让这些逃难人分别进行生产自救。“这怎么能被说成是我‘贪污’了这些钱，而且‘一千万’又加码到‘五千万’？”
接着丁坚大声说：“我可以就此机会在这儿郑重声明：我们丁氏兄弟和我们整个丁氏大家庭，多少年来只有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地作贡献，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所谓的‘贪污’过公家的一文钱！只要还有一丁点儿革命正气和一般的道德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铁的事实！”
在座的哈市纪委的人员洗耳惊听，木然无语。姜达生连忙说：“老丁，你别急，今儿个就算找你谈了一次话。”接着他就让在场的书记员当场改写了《判决书》：
以上事实，被告全部否认。但根据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组的调查属实，故本院认为属实，判有期徒刑五年，限十五日内上诉，过期执行。
第四天，丁坚在狱中收到这《判决书》，第五天就写成了《上诉状》：一份送市法院，一份让人带给自己的老父丁全民，转送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
但是，法院接到《上诉状》的第二天，即宣布判决的第六天，而还未超过上诉期的十五天，即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丁坚再也不是一名未决犯，而成了一名真正的犯人！这就是说，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无法更无天！
丁坚立即血压升高，肾功能减弱，成了“病号犯人”。市法院院长人事变动，新来的院长名叫于华锋。于院长也很乐意深入基层，到监狱找丁坚谈了话。丁坚向于华锋诉说了对自己的胡乱判决，于华锋听得很仔细却也不置可否，但一再叮嘱丁坚说“老丁，不要急，先养病。”
于华锋离开了这所模范监狱，吉普车直开哈市公安局，要局长王××放人。王××不放，说是中央公安部有密令。于华锋说：“那你们总该向公安部实话实说的，总不能把丁坚冤死在自家人的牢里吧？！”
王××死活不松口。
执行判决的两个月后——即1954年6月，丁坚终于第一次被保外就医。他立即奔赴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马辉之申诉。马辉之说：“你先回去，我们来处理。”
“我不能回。”丁坚说，“因为判决已生效，无论如何东北局得解决。”
“东北局怎么解决？”
“一是调案，一是派人，都可以。”
马辉之觉得有理，当即派出姓白姓张的两位作为“调查丁坚案”的专员，与丁坚一道北上哈尔滨。
两位专员持有东北局监委的特别介绍信，哈尔滨市委不得不让市公安局、市纪委、市法院各派一人配合两位专员，组成“丁坚案”五人调查小组。这五人小组一连调查了二十多天，掌握了大量确凿的事实，一致否定了市法院的判决，建议恢复丁坚的党籍和原有一切职务；但为了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给丁坚改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对留下的这条尾巴，丁坚也不同意。姓白的专员对他说：丁坚同志，你以往怎么对他们顶得这样厉害？以后尤其对李长清（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不能再硬顶了，这应该耐心等待。
然而对五人调查小组这么一个给市委和李长清台阶下的建议，市委和李长清还是一直不表态。这就是说，已经执行的判决依然有效，被“保外就医”的丁坚立即又被收回了监牢。
丁坚的病本来就没减轻分毫，一被收回监牢，血压更加高升——低压一百、高压二百，又被保外就医。他刚出监狱，半路上巧遇已去中央政治学院担任刑事教研室主任回哈尔滨探亲的原法院院长姜达生，姜达生跟着到他家悄悄对他说：“你家老大丁溪野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丁坚想问个究竟，姜达生哼哼哈哈地没细说。
丁坚即刻启程去告状，到了沈阳东北局，又去北京党中央。中央给哈尔滨市委打了长途电话，要市委认真处理丁坚一案。哈尔滨市公安局不但不处理，反而又把他收回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57年，他一共被六次保外就医，六次被收监。其中一次被收监，正逢市公安局长王××被调走，从北京调来了新的局长贾正操。他为人正直，使哈市的公安工作突然有了新起色，被群众称做“贾青天”。1956年，丁坚被又一次假释，贾正操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与丁坚长谈了四小时。他向丁坚详详细细地了解了监狱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他说丁坚是真正体验了监狱生活的老干部，能真正地反映监狱真情实况的人。他还问丁坚：
“犯人最反感的是什么？”
“最反感的是戴背铐，最恨的是打假报告的人。”
贾正操又非常认真地记录了这两句话后，又对丁坚说：“我这次被调来哈市公安局工作，没带任何私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