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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于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于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于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富强胡同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历史转折的谋略“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