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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历史转折的谋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振振有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富强胡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起狂飙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作为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总司令。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远、陈野苹、张策、杨士杰这样的老革命，这位“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是不是稍作宽让、给条出路呢？不，也一样，也一直不给他们“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连中组部办公大楼都不能迈进一步。“文革”前的中组部老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一位纤柔瘦弱的女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劳动，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沅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这时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出面答复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
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被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为，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围绕着中组部推选党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动，再加以原巡视员张志杰的紧张联系，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遂以袁任远、张策、杨士杰等同志为核心，纷纷用大字报向郭玉峰展开了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然而上面似乎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他继续稳坐钓鱼台。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报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还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多少页；接着这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