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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
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
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
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
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
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
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
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
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
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 ※ ※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
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
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
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
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
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
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
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
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
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
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
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
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
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
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
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
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
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
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
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
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
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
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
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
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
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
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
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
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
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
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
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
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
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
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
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
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
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
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
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
扫地了。
※ ※ ※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
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
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
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
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
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
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
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
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
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