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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
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
《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
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
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
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
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
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
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
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
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
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
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
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
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
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
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
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
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
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
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
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
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
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 ※ ※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
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
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
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
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
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
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
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
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
这黑暗的一页！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
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时，《出身论》
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
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
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
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
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
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
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 ※ ※
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
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应党的号召，积
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
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
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
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
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
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
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
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来。从各
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
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
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在另一
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
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
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
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
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
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 ※ ※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
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
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
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
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大的惊叹
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
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
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
得？”
“现在谁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