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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
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
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
“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
“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
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
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
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
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
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
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
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
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
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
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
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
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
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
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
“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
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
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
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
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
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
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
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
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
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
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
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
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６－１、“五·一六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
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
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
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
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
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
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
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
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
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
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
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
“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
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
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
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
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
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
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
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
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
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
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 ※ ※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
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
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
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
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
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
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
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
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