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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
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
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
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
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
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
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
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
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 ※ ※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
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
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
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
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
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
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
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
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
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
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
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
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
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 ※ ※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
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
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
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
“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
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
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
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
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
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
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
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
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
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
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
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
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
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
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
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
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
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
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
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
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
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
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
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
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
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
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
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
“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
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
“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
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
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
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
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
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
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
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
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
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
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
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
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