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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这根本就是要使我华夏五千年文明一朝煙灭。连袁世铠都不敢签，他孔纹就敢？！什么革命志士？根本就是一个卖国者、汉奸、叛徒！”
不待宋琳沁反应过来我就转过头对门外高喊：“洪万顷。”洪万顷立即推门进来答道：“到！”“立即吩咐下去。让所有人都马上做好准备，今天我们就离开广州。还谈什么谈，这种人也配跟我谈？给李长山发电，让他的第一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孔纹敢签，就是上穷碧落，下赴黄泉，我也要把他揪出来，挫骨扬灰！穷我一生，我也要灭他全族！”我又回过头对宋琳沁轻声说：“当然不包括你。告辞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出门去。
在码头上，宋琳美一个人来送我。看着她眼泪盈眶，我有些奇怪地问她：“怎么了，是不是我对你们态度不好，让你委屈了？”宋琳美摇摇头说：“不是，是我没想到姐夫会是这样的人，让我好失望。”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别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样，你永远记住：在重庆，还有我、有白玉、有林晓、有你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我们会永远支持你，保护你。也随时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
远远地我看见一辆车驶近码头，车上先是宋琳沁下来，然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跟着下来。接着他们急急地向码头这边赶。我知道是谁来了，但我确实不想见他。于是我对宋琳美说：“你姐他们来了，但我实在不想见你姐夫。回去告诉你姐夫，我说的话依然作数，只要他敢签，我就敢乱来。不过看在你的份上，我也答应你，只要他们不乱来，我绝不会主动攻击他们。保重，我走了。”说完，我转身就上了船，一点也不顾后面宋琳沁在那里喊：“屠将军留步。”之类的话。
回到云浮，我便给重庆发电，详细告诉他们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并让他们做好革命党与我们翻脸的准备。很快重庆便回电声称坚决支持我的决定，坚决与一切卖国者、汉奸作斗争。我心中一宽，便立即动身前往湖南。毕竟，那儿正在准备打仗。4月20日，我赶到长沙，此时胡玉与刘白驹部已经将吴佩夫压制在武昌周围。
我接到前线态势的报告，不由得眉头一皱，心想，胡玉与刘白驹是怎么回事？象他这们样打，不就成了消耗战了吗？为什么不发扬我军机动能力强的传统呢？我站在大幅军用地图前，仔细地思量着目前的态势，想知道这两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看着武昌北面的黄陂和孝感，西面的仙桃，南面的咸宁，东面的黄石和黄岗。怎么看都不象是要围三阙一呀。这不是逼着吴佩夫跟我们硬拼吗？胡玉与刘白驹不象是这种动不动就硬拼的人啊。第二天，我坐船前往岳阳，准备在岳阳会见诸得与刘白驹。
4月22日下午，我与胡玉与刘白驹在岳阳县衙里会谈。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后发现诸得与刘白驹相视一笑。胡玉说：“将军不必过虑，其实我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顿了一下，看我表情没什么变化就接着说：“我们意外地接到打入到吴佩夫内部的情报人员的消息，称吴佩夫有可能向我们投降。这位同志的身份与忠诚度，我也与军事情报的薛庆功部长落实过了，绝对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只要牢牢地围住武昌，不让吴佩夫有逃跑的可能，我想，他应该会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投降的。”
哈，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刘白驹也插过话说：“是啊，我与胡军长一起商量了一下，认为吴佩夫在秦岭的时候就吃过我们的亏。他跟我们打，首先就没有底气。再说前段时间我军势如破竹，他早就吓破了胆。同时，我们的同志也提到了投诚过来的洪誉祥同志，冯师长在我们这里干得很好，也加强了他向我军投降的意识。”
我点点头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就按你们说的办吧。还有，昨天我在路上的时候收到了重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4月21日，袁世铠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我们也没有多少借口再打下去了，但象湖北这样已经到了我们嘴边的肉还是先吃下去再说。”胡玉和刘白驹都笑起来。
我又说：“但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等吴佩夫投降后，你们除了肃清湖北的残余敌对势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抓紧对北面的防御工作。我想北羊军阀是不会轻易承认失败的，一定会派兵前来骚扰。我明天先坐船回重庆，毕竟那里要组建新的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也离不开。这边就全靠二位了。”
还没到宜昌，我便接到胡玉发来的电报，声称吴佩夫已率部约20000人投降。胡玉与刘白驹在重庆党中央和我的电召下，准备于近日返回重庆，湖北大局交由洪誉祥坐镇。4月24日，李长山、郑耀邦也在我的电令下开始向重庆返回，广东、广西的兵力暂由洪万顷与张小石管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要求的在六月初左右召开全党军事会议和政府成立会议。同时，我军控制的川、贵、云、桂、湘、鄂及广东、陕西部分地区的各个旧政府的督府、县长等官员也要求于六月以前赶到重庆参加会议，并进入学习班学习。
回到重庆后没多久，我又收到消息：北羊政府准备派人前来与我党谈判，希望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地位和实际控制线。这一点我在与赵天赐、张英等铁血党高级领导商量后都一致认为可以同意，毕竟这对我们有利。几乎是在同一天，我们又收到了广州革命党的来电，希望我本人能再去广州与孔仲三会晤。但我立即予以拒绝，最后在其他人的劝说下，勉强同意让留在广西坐镇的何儒孝与洪万顷前往广州与革命党谈判。
第三十一章 … 铁血党的军事工作会议（上）
回到重庆的第三天也就是1916年5月2日，负责军工生产的赵永胜前来汇报：重庆长安机器厂仿制毛瑟98K式步枪、马克沁式重机枪和哈乞开斯轻机枪成功。可以投入批量生产。另外，82毫米迫击炮也仿制成功。仿制克虏75毫米野炮和150毫米炮取得重大进展，诸如炮架、驻锄、驻退机、复进机、高低机、方向机甚至炮栓都已试制成功，且质量不低于德国原装产品，甚至在驻退机和复进机方面还远远超过德国原装产品。
但在炮管的研制上，还无法成功，主要是我们目前的冶金工业非常原始和落后，无法生产出合格的炮用钢。同时，我要求的试制单兵火箭筒的工作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固体火箭的燃料已由重庆第一化工厂研制成功。我一听他汇报完后，感觉相当不错，毕竟我们在重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有了如此成绩，怎能不让人鼓舞呢？我立即随同他赶到长安机器厂，在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生产试制现场。
虽然生产场地不如我想的那样明亮宽敞，但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算是最优秀的了。难怪厂长在谈起本厂时总有一股自豪的神情。在与军工系统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我建议全军采取统一制式，步枪和通用机枪口径统一采用7。62毫米，原生产的7。92毫米口径枪枝及弹药进行小批量生产，用于出售。
并指示他们年底前必须生产50000枝新口径步枪和至少200万发步枪弹；2000挺新口径机枪和至少100万发机枪弹。他们表示绝对没有问题，甚至还有可能生产出更多。我笑了一下问他们如果翻倍如何，他们表示有困难，但能保证生产出8万枝步枪、400万发步枪弹，3000挺机枪和200万发机枪弹。并当着我的面立下了军令状。在谈到火炮生产的问题时，他们表示，现在所能生产出的炮用钢，只能生产迫击炮或其它膛压较低的火炮，因为中国缺镍、铬等金属，而且现在的冶金工艺还不过关。
我则问他们，如果将生产出来的炮用钢用于生产迫击炮，产量有多大时，他们都笑了说起码可以在年底前生产出2000门迫击炮。我一听就咋舌了，乖乖地不得了，现在全中国的迫击炮总共都不会超过500门，2000门迫击炮是多少？可以装备至少20个师。我立即对他们说，那就给我全部生产迫击炮，并要求对迫击炮进行改进。现在迫击炮的射程太近，我是身有体会。他们却告诉我已经对现有的迫击炮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提高了膛压，加强了炮弹弹带上的火药密封性能，使射程提高了50％。并仿制成功一种60毫米轻型迫击炮，供特种部队使用。同时还开发出了120毫米迫击炮，射程可达3200米，威力远远超过我军现在使用的82毫米迫击炮，但是重量较大，机动性有所下降。我则表示可以将迫击炮拆分成几大块，如炮身、底座、炮架等，这样就可以提高机动性。他们一听也表示能够办到。
谈到单兵火箭筒时，军工系统的人员表示在年底就应该能够试制出来。我则要求不仅要生产出单兵火箭筒，还应该生产出火箭炮，并根据记忆向他们解释了一下火箭炮的基本结构，至于原理，我就不用说了，在坐的都知道。他们接着汇报说，由于手榴弹和地雷结构简单，生产容易，所以这两样产品产量较大，到年底可以生产出至少40万枚手榴弹和12万枚地雷。但同时又表示，这是指按目前所有库存原材料和年底所能提供的原材料来计算的。如果原材料供应不上，则不能保证生产。对此，我向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优先供应军工生产。
在回去的路上，我兴致勃勃。心想，幸亏我让在上海的同志们将原来我订的青岛等地的德国机器运了回来，才能保证军工厂的迅速有效地运作，不然的话，我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到各种军火等物资。这下，我们自己能够生产了，别人想卡我脖子也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原材料，四川有的是，开采出来就行了。
我把我的想法给铁血党的几主要领导成员说了，最开始他们也深以为然，但过了一会，沈学涯则说：“开采原材料的机器呢？运送原材料的运输工具呢？”我一听就傻了。沈学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