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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车队共有五十辆车，有三十多辆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辆是接我们这一类部队亲属的。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中年妇女，有小媳妇，也有孩子。各地的口音都有。车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垫着我们的背包，背包上坐着我们。一个车上坐四十多人，挤得腿都伸不开。我当时病得想躺一躺都没办法。车不到预定的地点，一般不停，我们小便都只能在车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后再倒掉。
我的孩子到兰州后，还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个年幼的生命毕竟才四个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经不行了，我也显得十分虚弱。只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没什么问题，但他什么事也不懂。带队的干部对我说，看来你得留下，你必须在兰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后再走。
我虽然是个教师，但见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来，就再不让往前走了，就说，同志，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办？
没什么问题，食宿有部队负责，你治好病后，后面的车队会把你和你的孩子送到你爱人身边。
我还是不放心，就问道，这里到迪化还要走多久？
最快也得一个月时间。
那多久还有车队？
这谁也说不准。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去给孩子弄点药吃了就会好的。我自己没什么问题，能挺到新疆的。
孩子吃了药后，病情有所好转。我重新去买了奶粉，又跟着部队上路了。
但孩子的生命还是太娇弱。一过乌鞘岭，可能是水土不服，孩子不但开始拉肚子，还老是呕吐，吃药也管不了用。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伤心得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孩子哭，自己也哭。为了孩子，车队一到大一点的地方，比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干部就去当地药店或驻军找药。这样，终于拖到了新疆。车队一到迪化，孩子就被送到军区医院抢救。看到那个孩子除了一副小小的骨架，就只剩下了一张皮，见到的人无不心痛掉泪。
当孩子躺在病床上时，我都不敢认了。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临走时，他胖嘟嘟的，脸儿红扑扑的，现在却像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妖怪。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跪在地上，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救活。
尹树德得到通知赶来后，我哭着说，都是你要来新疆，都是你要来新疆。还要我们娘儿仨来，这么长的路，你真是狠心。我哭诉着，突然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好在医院全力抢救，孩子被救活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别的孩子，我时时觉得有愧于他。
我到达迪化后，单位来人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到地方继续教书，还是愿意到部队当兵。我听后，将信将疑问那干事，同志，您是说我还能当兵？
是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我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到地方教书的话，是有工资的，参军只有津贴费。
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我一直梦想着要当兵的！
那好吧，你的入伍手续很快就会批下来。
果然，1952年7月1日，我的入伍手续就办好了。当我换上军装，觉得自己十分神气。穿着它，特意在街上去转了好几圈。我被分配到七一酱油厂门市部工作。当时的迪化还十分落后，远不能和口内的城市相比。部队虽然住在城里，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夫妇俩算是知识分子，特别照顾，给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我们的房间外面，是一间稍大的房子，住了四家人。连炕都没有，打的是地铺，出入都得从床铺跟前经过。
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作为“臭老九”，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就是在“文革”期间给坐下的。但“文革”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1）
彭翠芳：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
我住的这地方叫东戈壁，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有三四十里路，虽然属于乌鲁木齐，但跟乡下差不多，是远郊。一大片破朽的平房里大多住着流民，有些空着的就无一例外地成了临时厕所。我和丈夫李仕超开办的“老年诊所”也是废弃的平房清理后改作诊所的。门前的这条路通往乌鲁木齐监狱，载重卡车不时“轰隆隆”地从门前飞驰而过，弄得乌烟瘴气的，所以条件很差。
我们的诊所是半义务性质的，药费只收成本，其他费用也很便宜，我和老伴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为了这一带的老年人和贫困的流民，我们在这里坚持下来，为他们服务。
我们是因爱情和理想而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的，我们现在虽已两鬓斑白，但因为有爱，我们的内心仍然感到很年轻。我俩是指腹为婚，从小就在一起，可谓青梅竹马，高中又是同学，更是情深意长。李仕超考上了西北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我去送他时，他对我说，你也去考吧，那样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点了点头，说，以后西北军区如果再来招人，我一定去。
我随后进了常宁中师。1951年10月，西北军区干部部在长沙招人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常宁，我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从常宁动身，走两天路到了长沙，然后顺利地成了一名军人。
学校在黄河岸边，我不时看见黄河里漂着三两具军人的尸体，这显示着社会还不太平。而当我第一次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睡，我也感觉了那涛声与湘江的涛声虽然都浸透着沧桑和苦难，但湘江要欢欣得多，即使伤痛，也属于女子的伤痛，而黄河却充满着悲壮的力量，有着剧痛时的颤抖和愤怒。从它的身上，看不出亮丽的色彩。我和从兰州前来看我的恋人就在黄河带来的这种氛围中见面了。
学校有三层岗哨，加之纪律严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连思念的表达和对情感的倾诉都简略了。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一个人一旦站在了黄河岸边，他就希望能义无反顾地为这条河作出任何牺牲。那可能就是悲壮的力量。我觉得所有的军校都应该建在黄河边上，这能培养军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培养他们昂然无畏的英雄气概。
学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时间就半年，颇有些抗大的味道。但就是那半年时间，我像脱了胎，换了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
195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全校紧急集合，校长突然宣布了进疆干部的名单，并命令大家立即向新疆进发。
名单中有我的名字。
六辆军车早已等在那里，车上的机枪已经架好。二十分钟后，军车驶出了校门。我连与李仕超道别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赶紧写了一张便条——
仕超：我突接进疆命令，命令宣布后即启程，无暇告别，只有到疆后再与你联系，多多保重！翠芳即日。
我把便条托战友转交后，当即踏上了征程。
能去新疆，我十分自豪。虽然恋人仍在兰州，却没有一丝离愁别恨。
到达迪化后，我先是在军区后勤部学会计，后来又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学医。我与李仕超一直靠鸿雁传书。没想我学完医，李仕超却被转业了，一下子分到了广州。
有一天，指导员找到我，问道，你对象是不是转业到广州去了？
是的。
那你们怎么办呢？一个东南，一个西北，隔得越来越远了。
以后再说吧。我故意装成大大咧咧的样子。
鉴于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调到广州军区去的，你如果想去，我们会给你想办法。
我想了想，然后坚定地说，不，我到新疆来就是来建设它和保卫它的，但我一直在上学，还没为它真正地做点什么呢。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它出自我的内心。
指导员听了很感动，他试探着问道，如果新疆发函调你对象到新疆来，他愿意吗？——你要知道，广州的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
我想了想，然后自信地说，我想他会来的。
李仕超在西北军区，自然知道新疆是个什么地方。一到广州之后，他觉得连甘肃都属于蛮荒之地了。所以他收到我的信后，很是犹豫。但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不久，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调函就到了广州。
从广州到新疆，这条路即使现在，也让人望而生畏，在当年，它无疑显得更加漫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乌鲁木齐还不是他的目的地。当时有色金属公司正全力以赴地在阿尔泰山中的可可托海开矿，他也自然而然地到了那里。
我俩在兰州见过两面后，不知不觉中已分别五年之久，原想终于到了一起，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便计划筹办婚事。不想三天之后，李仕超就来向我告别了。
翠芳，看来我们还得分开一段时间。他说。
你要到哪里去？
阿尔泰山。
去那里干什么？
公司的主要力量都在那里开矿，我当然要去。
你是医生，你又不开矿。
开矿的地方需要医生，唉，真对不起你呀，好不容易见面了，又得离开你了。
我当时就想哭了，我忍了半天，硬挤出一丝笑，鼻子酸酸地说，说这话的应该是我，把你从沿海叫到这里来，没想还要到那样的大山里去。
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说了，只要我们是相爱的，到哪里去都无所谓，不是为了爱，谁会从广州跑到这里来呢，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听说那里冬天冷得要命，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冻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