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饫镉忻追钩裕共淮恚欢愿恫幌鲁档纳蕉蚴潜Ю匆焕Υ蟠小！ �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
此案发生后，许多人以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对我有许多误解。但通过立案调查，我只写了那样一封回绝他的信，我没做任何不当的事情。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但我牵涉到这个案件，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出节目呀什么的都不让我参加了。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对我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地方呀。
1953年初，要调一批干部到北京去，当时连级干部可以结婚了，别人给我介绍了组织股协理员，出于好意，让我通过这种途径离开这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这位协理员年轻、厚道，有文化，我当时也就同意了。但组织上认为去北京的人都必须是思想纯洁的，不同意我们在新疆结婚，让我到北京再说，并且让我晚一点再走。协理员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给我来信，但信被扣掉了。他是从这里出去的，自然知道没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址写成了“湖南宁乡”。他们以为是老家来的信，就交给了我。从信中我得知他马上要发调函来，但后来的信肯定又被扣压了，所以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这里不会放我走，也就死了调走的心。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2）
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是政委亲自出面介绍的。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赶快定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我当时已十九岁，在这个年龄，谁不渴望和向往美好的爱情呀，可这里却是一个不谈爱情、让爱情滚开的地方。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提媒”。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是“协理员”。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和好笑。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我说你等着吧！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虽然这婚姻是强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他，就绝不改口。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沈阳外贸学院。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
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了婚。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的“革命友谊”——我只能这么说。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系和加深。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被俘，当了“解放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不久又提了干。没想“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丈夫死了，接下来的目标就对准了我，孩子们也受到歧视。为了孩子，我决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乡能够庇护我们。
没想我回到故乡以后，那里比新疆更乱，斗争也更加残酷无情。我不但自己没有得到庇护，还马上给父亲带去了灾难，因为他女婿是反革命，他接受我们，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凄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带上老二和老四返回新疆。
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天地之大，却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当我踏上火车，回望故乡时，我抱着孩子号啕痛哭起来……
我不知该往哪里去。
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当时对我而言无疑是地狱。
回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去。我绝望极了。
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一个兽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采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
这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我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文汇涓：跑到新疆找“爸爸”（1）
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我和崔曼琼是一起入伍的。我当时出来当兵的目的，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我当时考上了初中，却没有钱读了。崔曼琼是宁乡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亲在杂货店当伙计。因为她是独生女，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她考上兵后，回家去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说自己在长沙找了个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让她走了。
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解放时被镇压了。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她走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她当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先进分子”了，所以她父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
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