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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副营长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听人说，枪毙他时，他啥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糊糊就一起过日子了，糊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
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五三年，我在学生队当分队长时，领导找我谈话，把我介绍给学生队司务长。他是四八年从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比我大九岁。我自然不同意。后来领导就找我一次次谈话，我忍受不了啦，就说我们先谈谈看吧，我还没跟他谈过一次话呢！结果上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当啷就让我们结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对婚礼也没什么感觉，所以除了记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结的婚都记不得了。
结婚之后，我就到四十七团商店当售货员，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学做食品。学做面包、点心、蛋糕，后来做出了名，还上了报纸。丈夫则到石河子速成中学学习，学完后就到连队当指导员。但由于他脾气不好，老跟领导顶牛，被降为排长，就当了一辈子排长，最后以排长退休。
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岁，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灵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怀念他们，我想趁这个机会，祝愿他们都安息！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1）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这两间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废弃。我对它做了修葺，把残缺的墙补好，找来一些杨树，抱来一些树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顶，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居所了。
这里处在小城的边缘。不远处便聚集着来自乡下或异地的流浪者，他们靠出卖劳力或贩卖水果及廉价的小商品为生。
我居所面对的一片庄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园，我经常到那里散步。住处周围的空地我自己开垦出来了，竟有一亩多，我在地的周围种了石榴和杏树，用七分地种小麦和玉米，剩下的地种各种菜蔬瓜豆。靠这些地，我原来可以勉强生活，但年老后，我做不动了，连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来应付自己逐渐病弱的身体，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顿。
我还有一千多册图书，那是我的精神乐园。我当兵前就读于湖南大学英语系，至今还能读英文原作。当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命运，当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时，当我无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时，我就会翻翻那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书籍，我能从那里得到慰藉。
书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财富。
我的书大多是“文革”后购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册书在“文革”中被人焚烧了，只戏剧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恶》，由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所著，是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20世纪初的版本。它幸存下来，是因为焚书的人不识英文，问我那是什么反动书，我说是政治书，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边。我的这本书现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说的，这本书都可以证明。我不愿说的，这本书也会知道。
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难敌革命的时尚，因为它显得那么崇高，崇高得让人难以抗拒。我们这个民族的20世纪，基本上就在革命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很多人凭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够适宜去为这个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他们没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战场。比如我，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批掌握这门语言的学生，而我却来到了这里。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是那么坚决，谁也阻挡不了。现在，我当然还要勇敢地面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这种境地何尝不好，隐者，现代社会的隐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这种选择归之于命运，因为是我改变了它。
一到部队，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我做不好一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也不是一个军人。我只是垦荒部队的一名战士。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是从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他们是那么单纯、朴素，对一切都心怀真诚和美好。但他们又是那么盲目——盲目地展开了同大自然的搏斗。那是一场肉搏战。然后，有了眼前的收获，也埋下了长久的隐患。比如当年开垦塔里木，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会造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被破坏，并使罗布泊彻底死亡。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的忧虑。不想遭到了批评，说我与建设新疆唱对台戏，我作了检讨。后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灾难果真出现了。
我1949年就想报名参军了，但老师和亲友都劝我完成学业后再说，所以1952年才报名入伍。我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想入朝作战。我考进去了，当时需要英语翻译，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有通知我。我便去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当时越危险、越艰苦、越遥远的地方，就是越光荣、越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朝鲜，新疆就是最使人向往的地方了。
整整走了三个月，我到了喀什。到喀什不久，我的恋人也随后来了，他比我高一级，已参加了工作，在大学当英语教师。我参军时，他劝阻过我，但见我执意要来，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但我没想到，他会随后也参了军，进了疆。记得我从长沙走时，他来送我，他流了泪，我没有。我说，爱是没有距离的。我说，爱能将长路变短。
我到喀什后才知道，爱被千山万水所阻隔，那距离的确存在，我无比想念他。我甚至觉得，即使因为爱，我也不应该来这里，应该永远在他身边。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我至今记得，“念您请来信”，后面附了通信地址。他就是在收到了电报后毅然来疆的。开头分在乌鲁木齐，后来他要求来了喀什。
我并不知道他已入伍来疆。那天，全连正在劳动，指导员叫我到连部去，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我开始以为是在做梦，他叫了我的名字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怎么也控制不住。他说，你还好吧。我哭着点点头。我真想扑到他怀里去，但即使指导员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没有这么做。这军营里，似乎永远不宜于情感的表达和流露。
你怎么来了？我止住了哭，问他。
因为爱你，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他真诚地说。
谢谢你！可是，你不该来，我一来就有些后悔了。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做更多更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浪费了知识，而传播知识正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甚至回去。
但我们已是军人，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他后来分到营里任文化教员，但他很快就不适应了。当时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审视自己一天来的工作和思想。每次他都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每天要记日记，但日记要检查，主要从中去查你的思想倾向。他死活不交出自己的日记，说那是他的隐私，是个人的权利，为此，他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不交日记，后来，营里就强制着把日记搜走了。他从此不再写日记，可你不写日记更要受批评，但他就是不写。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2）
我的恋人是四川人，是从四川考到湖南读书的，骨子里也就有了四川人的那种倔强劲。加之我们学的是英语，读了许多英文著作，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一遇到这种情况，思想上自然承受不了。
没过多久，虽然上面知道我已有对象，知道他与我就在同一个地方。但组织上仍给我安排了一名副团长，让我与他结婚。我从内心里坚决拒绝这样的安排，但我作为一名战士，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作为一道命令，我得找到合适的方式才能拒绝它。我当初只能回避，我尽量不让他知道。我知道他一旦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将更加难以接受，但他还是知道了。
那天，他气冲冲地找到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听说你要成为团副夫人了！
我见他那样，就轻言细语地对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没有答应，你先别这样说话。
但你至今没有拒绝！你为什么不拒绝？你当即就该一口回绝！你首先是个知识分子，然后才是军人，你却连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良知！你已堕落，堕落成一个无知的，只知道服从的士兵。你要用坚决的回绝来对待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是极其不尊重人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几乎是在对着